六十年，中国人民银行从“国家出纳”变身现代央行，四次反通胀、数次金融体制改革，新中国金融业一日千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此间接受媒体采访，细数新中国金融的六十年帐本。
货币政策四大目标
不论在昔日“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下，还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总是中国经济的支撑者与调节者。周小川表示，需要不断地调节货币政策松紧的程度，使之既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于解决就业的需要，同时又要保证币值的稳定。
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即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者要统筹考虑。他表示，货币政策有滞后性，要想办法根据现有的知识对未来做出预判。每次制定货币政策时，还要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
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政策要通过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机构及企业，反映到整体经济中去，这种传导是否顺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从计划到市场的巨变
周小川曾因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被外间称作“人民币先生”。他说，四年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汇率改革，到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并轨，到成立外汇市场，再到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及至二OO五年汇率机制的改革，“反映国家对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思路一步步推进的过程，总体方向是清楚的。”
中国金融业曾备受西方指摘，“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些说法在二OO二年集中出现。二OO二年国家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周小川回顾说。
中国金融业亦以事实令西方瞠目：至二OO九年六月末，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已达七十三点七万亿元，是一九七八年的三百八十八倍，二OO八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银行业“独树一帜”，实现税后利润五千八百三十四亿元。
话语权取决于经济成就
全球金融海啸，中国金融成为“定海神针”。周小川说，中国“率先出台了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国际上高度的关注。”
“经济大了，中国的金融也受到重视”，周小川这样解释中国金融地位的与日俱增。他说，“话语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就，经济跟金融是互动的。”
不过，面对三大国有商业银行跻身全球银行市值排名前三甲的成绩单，周小川亦提醒“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道路还很漫长”。他说：“不要太在意现在自己在世界的排名。金融行业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