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希望集团搅乱铝业垄断之局

　　刘永行，这个闯入中国重工业核心圈的民企独行人，他能走多远？

　　“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做事”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一向都很热闹，因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刘永行是国内媒体追逐的重要对象。但是从2002年中开始，这个位置冷清下来了，因为刘永行从那时起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而此时正是国内舆论界开始对贫富分化问题进行讨论之时。

　　“现在气氛不好，”在此期间记者数次以朋友身份与刘永行见面的时候，他这样说，“大家把实业家和金融界富豪以财富为标准混在一起谈。所以我要离媒体远一点，踏踏实实做一点事情。”

　　但时隔一年之后，刘永行有点坐不住了。因为他一年前所要做的“事情”把他再一次地推到了众人面前。2003年6月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投入45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项目被河南省当地媒体曝光，引起了媒体巨大的好奇心。一经追踪以后，发现一年以来这个曾经的中国首富在产业界已经投下了巨大的资本：

　　2001年1月，刘永行在山东荏平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合资建设14万吨电解铝项目，投资为15亿；

　　2002年12月，刘永行在内蒙古包头独资建设100万吨电解铝项目，总投资达100亿。

　　按这样的计算，刘氏在这几个项目中的投资高达100多亿。所以南方有媒体报道《刘永行出手137亿狂撼铝业》。

　　这样的报道使刘永行深感不安：“太容易产生误解了，如果说我有137亿投资铝业。原来会被人们看作是民营企业的一个新举措，大手笔，而按现在的形势，马上就会有人问，刘永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事实是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借贷。”

　　刘永行为记者算了一笔细账：“山东的荏平项目建设已经完成，计划15亿的总投资省下了1/3，我们用10亿不到的钱就建完了14万吨电解铝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双方合资的，东方希望占51％的股份，因此我们只花了5亿多一点。包头项目100万吨分四期建设，第一期已经基本建完，用了十多亿。三门峡项目按设计院预算东方希望的总投资是22亿多，但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可以大幅度压缩。在总账上我们将采用分期投入、滚动发展的形式，用产品利润来维持下一步的建设。我们还把全国的十多个安装工程队集中起来，很多工程都是自己做。总的经验是，与国企相比，在前期的建设中，东方希望基本上能够达到比他们的标准省一半、快一倍，再加上在建设过程中运用像租赁、合资、信托这样的金融手段。我希望铝业总的建设投资占用东方希望资金不超过30亿。会有一些银行借贷，但应该不会超过现在各大银行对东方希望的授信总额。”而与此相应，可以参考的一个数字是，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对希望集团分家以后的东方希望集团总资产评估为40亿人民币。

　　梦起匹兹堡

　　进军重工业，在起家行业饲料之后再建立东方希望的第二主业，是刘永行一直以来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由来已久，而形势也不由他不做此想。

　　“饲料业一年以来竞争进一步加剧，”刘永行说，“全行业的利润已经接近于零，东方希望凭借自己集团的优势，利润也已经降到了3％这样的水平，而竞争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只是靠扩大销量在维持着利润总额。有一个情况最好地说明了我们的现状，就是集团的利润所得税总额高达50％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工厂分设在各地，比如北京的工厂盈利交税33％，而福建的工厂亏损只能是免交所得税，所以从集团角度看所得税比例超高。”

　　而从1992年起，刘永行就对世界性的工业转移有了直观的印象。“那年我在匹兹堡，当时这个地方是美国的钢都。但我去看工厂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是很多人在那里拆机器的情景，我问他们这些机器拆了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是韩国人把机器都买下了，拆回国去建钢厂。为什么要把机器都拆到韩国去呢，因为美国当时钢铁的生产成本已经很高，不划算，而韩国都正好。所以很快当我再到韩国的时候，浦项制铁成为世界性的钢铁工厂。”

　　“在10年前的那一场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还不行，因为国力不够，而且铁矿砂也短缺。但是现在当重工业再一次从日本和韩国发生转移的时候，中国应该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条件齐备，资金方面不缺乏，劳动力价格也便宜，同时还有亟待开发的西部，更重要的是与10年前日本和韩国的设备进口相比，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各种机电设备配套齐全的国家，有建厂成本世界最低的优势。这次大转移，中国不接就要落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去呀！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优势用好。”刘永行说。他认为他进入的铝行业，就在发生着一次产业转移，转出地美国的生产能力，正向第三世界范围扩散。

　　“对东方希望第二主业的考察，其实开始于1997年，当时我们的饲料厂在全国已经建完。五年以来，我看过上百种行业中的机会，比如说钢铁、轮胎、建材等等。2001年在山东时我们去看了山东信发热电集团的电铝一体化项目以后才最后确定了新的主业方向。”刘永行说。

　　高层的焦虑

　　刘永行看中电铝一体化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铝的用量在扩大，一份放在刘的案头上长达两年之久的材料说，中国人均铝的消费量为3公斤，而全球平均水平为5公斤，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量更是达到了30公斤左右。因此刘永行认为这个行业在中国是长期可不饱和的行业。

　　第二刘永行搬出了国际竞争力的说法为自己佐证，他举例说：“澳大利亚是世界铝工业先进大国，它的技术和装备是从美国和法国引进的，但是中国有色公司今年一举中标承担澳铝42万吨新厂建设项目，包括设计、技术输出和中国设备出口，这说明中国技术已经与西方接轨。”他认为在铝业的生产优势除技术外还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电力，虽然国内现在电力形势紧张，但是背后的煤炭却是不缺的，主要是运不出来，从产地的价格来说却是全球最便宜的；另外人力也是全球最优质廉价的人力，所以两个要素组合起来，应该可以生产出全球范围内最有竞争力的铝产品来。

　　第三条则对于刘永行和国内类似于山东信发这样的电铝一体化生产商起着现实的决定性作用。虽然理论上中国的资源都是比较好和最好的，但是现有的大型国有铝厂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们的两大资源都受制于氧化铝和电的供应商。尤其是电价，电解铝是高能耗产品，每生产一吨耗电大约1.6万度电，电网给电解铝生产商的价格有的高到五毛钱一度，所以仅电价一项成本就达到近万。而电铝复合体的厂商则都采用自发电，如果在山东发电大约成本是一毛八分，而到了山西内蒙这样的煤炭产地，电价变成了几分钱。

　　实际上刘永行、甚至是信发集团的老总张学信都不是最早看出这个行业门道的人。在电解铝行业内部早就有“徐潼铝谷”一说，指的就是从江苏徐州到陕西潼关一带小型的电解铝厂遍布各地，到处开花的景象，这些工厂主要就是利用当地的煤炭发电再来炼铝，赚取国有铝厂赚不到的电力差价。

　　但仅仅是这些小铝厂的兴起就已经使政府高层焦虑不安了。因为相对于轻便灵巧的民营铝厂来说，国有大铝厂不仅赚不到电力差价，而且人力资源和建设成本都相当之大，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国内铝的市场平衡的情况下它们已经需要通过与电网讨价还价来生存，如果生产能力加大，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国有大企业的日子可想而知。而这些国有大铝厂大多分布在河南、山西、贵州、内蒙等中西部地区，又大多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型企业，一旦经营发生困难，政府的包袱可想而知。所以国家计委出台措施，禁建10万吨以下铝厂。

　　“国家禁建低水平的没有竞争力的工厂是对的。”刘永行说，他用一长串形容词来界定新工厂的定义。“但是应该支持建设先进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在西部能源产地的、有世界规模的、上下游整合配套的、资金效率高的、建设速度快的、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列强竞争的、并且一定能够战胜他们的工厂。重不重复，过不过剩要看先进性和竞争力，是只看国内还是放眼世界？有竞争力我们为什么要限制他？为什么不鼓励到世界去销售呢？韩国有多大？一个厂就产3000多万吨钢，都加入WTO了，为什么要放弃国际市场呢？有国际竞争力再多也不过剩！为什么中国人老是瞧不起中国人自己呢？现在每周都有世界各大铝业公司来了解东方希望，有的三番五次要求合资，他们大都是世界500强啊。而我们的计划部门却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要相信中国人，要相信21世纪的民营企业家和上世纪的民营企业是不一样的。在市场经济中锤炼出来的民营企业和计划体制下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政府批准我们和这些500强企业合资，我是要提25％的无形资产出资，并且还要溢价出售，因为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在这点上，比他们任何一家都做得好。”

　　中铝的氧化铝攻势

　　除了软性的打招呼和下文件之外，政府方面当然还有另外的手腕来抑制铝业生产能力的发展，那就是国务院2001年批准成立但一直到2003年才正式挂牌的中铝集团。

　　中铝集团的前身是中国铝业公司，这是一个主要以电解铝和电解铝的上游氧化铝设计制造为主的企业。2001年，国务院批准它列入“试点企业集团”。在成立之初，这个集团的总裁，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郭声坤就强调中国铝业是组合产业上下游，控制氧化铝、电解铝和铝材价格的重要手段。而在中国铝业挂牌之后，原来隶属于各个地方的铝厂纷纷报名参加这个铝业集团，到3月底，中国铝业集团的新加入厂家达到60多个。

　　其实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后面大有蹊跷：虽然加盟中铝集团的企业基本属于国有性质，但就投资而言，股份性质却是各式各样。为什么中铝会有如此魔力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企业都吸引到旗下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中铝控制了这个工厂的上游。在中铝集团成立之初，一个引起注意的数据是，中铝控制了70万吨的电解铝生产能力，更控制了100％的氧化铝生产能力。而就在中铝挂牌的前后，电解铝的上游原料氧化铝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从正常情况的每吨1700元涨到了3300元一吨。

　　正是因为涨价，中铝集团对这个行业就有了控制权。就全国而言，中国氧化铝供应有一半靠自产、一半靠进口。而电解铝厂购入氧化铝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与氧化铝厂家签订长期供应合同，简称长单，一种是临时购买。但中国电解铝厂商签订长单的比例相对较小，所以当氧化铝涨价时往往生产难以为继。中铝集团的成立与氧化铝涨价的时间如此吻合，使中铝在“整合电解铝生产能力”这一方面势如破竹。国有电解铝厂因为受体制限制，不可能把产业链延伸到氧化铝生产方面。而手中握有氧化铝的中铝正可以利用这一点控制行业，在中铝集团召集的一次电解铝厂商会议上，它明确提出，对中铝集团的合同型企业和股权持有企业，氧化铝价格可以以每吨2600元供应，而外部企业的订购价则为3000元。

　　另外涨价本身无疑使中铝赚了个盆满钵满，从生产能力看，中铝控制下的氧化铝生产能力达到400多万吨，氧化铝的涨价使它的利润增长数以十亿计。这种优势被它的股东们所分享—中铝在美上市以后，股价持续上扬，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商美铝股份一次就吃进中铝8％的股份。

　　两价齐涨下的希望铝业

　　在大手笔投资铝业的过程中，刘永行的路走得并不顺利。

　　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煤价，在2002年刘永行决定大手笔投入铝电一体化产业之后，国家开始整顿小煤窑的生产，其直接的表现是煤价开始上涨。到了2003年受经济形势好转的影响，煤价更是有涨无跌；另外一个当然是氧化铝价格，翻一倍的涨幅使希望铝业的“钱景”出现了较为黯淡的局面，他在山东信发的电解铝厂就一直没有开工，主要原因是配套的发电设备一直没有到位，而从电网买电的价格太高了——当地的网电价格达到五毛钱一度，在氧化铝价格上涨的前提下，这样的开工就意味着亏损——在两大原料涨价的情况下，终端产品电解铝的价格却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这却使刘永行在铝行业里更进一步地深入。这个以实业闻名的富豪确实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所做的事，是可以提高民族产业竞争力的。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做不成。”刘永行说。东方希望的高层透露了一些情况：东方希望的包头稀土铝项目一期工程设计生产能力是25万吨，总雇员数不过1000余人，而一般国有铝厂十几万吨的生产工人都要达到上万；同时包头项目所在地有大量良好的劳动力和技术资源，“周围大型工业企业多，很多在国企受过良好技术训练的工人现在都因为企业亏损停产而闲在家里，我们的人力资源太充裕了。”

　　刘的对策是再向上游靠拢。在包头项目中，电铝一体化的程度更为深入。“第一期开工的电网电价是2毛多，但我们准备利用附近腾格里沙漠中的煤，拉出来发电的话，电价大概只有8分钱左右。这在市场上是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的。”在另一个原料氧化铝上，刘永行也要伸手，他们看上的就是后来被公布的三门峡项目。

　　三门峡是中国氧化铝矿藏最丰富的地区。“中国氧化铝矿藏60％在河南，河南氧化铝60％在三门峡。”刘永行这样来形容这个地区的矿藏，“足够我们开一两百年的。”

　　但刘永行在河南的氧化铝开发并不容易。中铝早就走到了他的前面，2000年，中铝就与河南省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了一个协议，主要内容是中铝重点扶持河南的铝工业，而河南则保证中铝在其境内氧化铝的独家开发权。所以东方希望在河南寻找进入氧化铝项目的机会找了很久也不得其门而入。

　　强硬的中铝

　　究竟是什么使得今年以来铝业原料产品氧化铝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一倍以上的涨幅，在电解铝加工行业内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次的涨价是由于中国的电解铝产能增加引起的。中国的电解铝投资热使得全球范围内原有的6200万吨氧化铝增加了将近100万吨，就现实而言，刘永行的东方希望一家就增加了产能30多万吨。

　　但业内人士分析说，如果是正常贸易的情况下，电解铝产能这种幅度的增加不会引起氧化铝价格成倍的提高。中国特殊的情况使得这种紧张加剧了，而这种特殊情况，指的就是中铝在氧化铝供应方面的高度垄断。一方面，中铝手握国内所有的氧化铝产能，另一方面，它还和中国五矿一起把握着氧化铝的进口权——因为氧化铝进口现在还实行许可证制度。对于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上涨的态势，中铝采取了积极跟进的做法，在今年以内几次跟进提价。而另一方面在国内氧化铝的生产上，它采取的是保护性不开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氧化铝的供需紧张状况。不仅是与河南省，在几个铝土矿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如山西、贵州、内蒙等地，中铝都与当地政府达成类似协议。

　　不过面对氧化铝如此之大的涨幅，中铝不可能不招来对手。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就一度联合多家企业试图在几处投资氧化铝生产。2002年，中国有色和五矿进出口总公司联合十多家电解铝企业在云南贵溪、越南多隆和澳大利亚三次准备投资氧化铝生产项目。但这些项目先后都无疾而终，因为强硬的中铝集团得到消息以后，都通过渠道掺入股份。使召集者中国有色颇为不快，最后放弃项目。 “不过中铝毕竟是国家级的大公司，有大公司的气度。在三门峡项目中，经过反复协商中铝让出矿藏的开发权，并且提议与我们共同开发。”刘永行说。

　　这话听来颇为不顺。事实上，中铝在河南省的那个保护性独家开发协议并没有得到河南的全力支持——对于河南这个中部大省来说，迅速引进资金，把矿藏变为现实的财富是最为重要的，而中铝的目的则是要把这些矿藏都储藏起来以维持现实中的氧化铝高价。河南省内部对中铝这种“占而不开”的做法啧有烦言。据河南当地的消息说，实际上，正是非典给了刘永行和东方希望集团一个机会。非典期间，东方希望投资部部长唐勇秘密与在氧化铝贸易上极其积极的美国杰德公司接触，利用北京方面不便在此期间出行至河南的空档，由杰德公司牵线介绍给地方政府，以闪电速度促成了这个项目的最后成立。在非典过后，项目已经成为事实，中铝集团只能以合作的形式来寻求自己的利益了。

　　打破垄断之后的局面

　　事实上，对于中铝在氧化铝上的垄断格局，铝业内部早有反应。在今年的人大会上，河南神火集团等四家电解铝生产厂商利用当家人人大代表的身份，联合向人大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请政府方面对中铝集团在氧化铝产业方面的垄断引起注意。

　　而刘永行在河南三门峡一举打破中铝集团的垄断格局这一举动，受益最大的是河南。虽然自己有巨大的电解铝产能要维持，但东方希望集团投资的100多万吨氧化铝并不打算直接供应自己的工厂。“我只是想回避价格上的风险，打通产业链条。”刘永行说。

　　这意味着刘将把他逐步形成的氧化铝产品就地消化，而河南省几年下来形成的130万吨电解铝的原料供应缺口将大为缓解，按一吨电解铝需要两吨氧化铝的原料计算，河南共计需要260万吨氧化铝，而中铝集团只能供应一半，如果刘永行的三门峡项目全部投产，另一半原料可以从这里得到供应。

　　更重要的是中铝集团“占而不开”的做法可能维持不下去了。在刘永行的三门峡项目公布以后，河南省内的许多企业都看到了这其中的机会，暗中都在运作自己的氧化铝项目。中铝靠一纸协议锁住河南所有矿藏资源的做法受到了威胁。来自河南的消息说，在刘永行的三门峡项目以后，中铝集团明显有坐不住的感觉，迅速派人与河南省政府商谈关于其境内的氧化铝开发事宜。

　　如果这种局面成立，那么电解铝和氧化铝生产企业在中铝集团控制下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也可以改变，因人为控制而被限制的氧化铝生产能力将随电解铝企业的扩大而迅速扩大。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张森估计，仅河南一省，今年以来因为氧化铝涨价而使电解铝企业减少的效益就达到20亿元。被人为控制扭曲的产业形势会发生逆转。

　　然而那个闯进禁区、手握40亿资金、同时声称一不碰股票、二不炒房地产、三不给官员送钱的实业富豪刘永行却还心事重重。一方面他希望媒体报道在氧化铝领域垄断被打破的局面，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来共同做大这个局；另外一方面他却害怕因为报道涉及他的包头铝业项目而引来国家更有针对性的控制政策。他从沙发上挺直腰板，双手合十对记者说：“笔下留情，笔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