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三农”

　　但如果我们能放宽眼界，将“三农”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三农”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也是资源，只要为劳动力找到出路，就等于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在中国看来是过剩的、不可能完全消化的劳动力，放在整个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就可能变得不再过剩。环顾全球，像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固然不少，但像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地多人少的国家也很多。资源有了互补性，就有了优化配置的机会。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输出劳动力上想办法呢？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能在农业领域展开跨国劳务合作，让中国的农民租种外国的土地呢？

　　实际上，东北地区的农民和俄罗斯之间已经有了类似的合作。西伯利亚地区有大量土地闲置，而中国农民又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两相合作，不仅使俄罗斯赚到了地租，也使中国农民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类似的合作，完全可以推广到别的国家。

　　这不是天方夜谭。限于国界障碍以及福利制度，要上述国家接受低素质的移民很难，但如果不涉及移民，接受佃农合约就要容易得多。我们既然可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自然也可以直接出口廉价劳动力。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出口农民，但也可以理解为进口农地，不管怎样，都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

　　这也不是通常的劳务输出。一般的劳务输出，都是以工资合约的形式，而农民的输出却不然，最好的合约安排，可能不是工资和约，而是固定租金合约或分成合约。在佃农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确以这后两种合约为主。

　　安排农民出国种地，不仅可以解决过剩农民的出路问题，还可以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那就是由中国农民租种国外闲置的农地，生产的粮食可以返销中国。出口农民的同时，也进口了农地，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举两得的安排。

　　在国际贸易史上，商品贸易总是相对地容易，而要素流动就比较困难。而在要素流动中，又以劳动力的流动最难。原因不难理解，任何涉及人本身的安排，总是有着种种经济之外的难处。可幸的是，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规则是鼓励商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这就使以上的安排不仅划得来，而且行得通。

　　当然，纵使在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的壁垒也依然存在。所以，要达成以上的合作，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相关的国际合作，必须由中国政府和目标国政府先行达成某种政府间的协议，构建一个合作的制度框架，扫除跨国交易的种种障碍，确保合约的签订与履行能够顺利进行。之后的事，则完全可以交由农民、企业和外国农场谈判解决。一旦合作的大门打开，强大的需求一定可以推动相关的合作大量开展。

　　关起门来看“三农”，三农就是一个死结；只有打开国门看“三农”，以全球化的目光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才能柳暗花明。（此文观点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的点拨和启发，笔者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