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业陷入怪圈 中央起草意见规范发展

　　中国奶业今年以来的寒暑表明，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广大中国奶农，依然是市场之欲与计划之手轮番拨弄下的牺牲品

中国奶业的治乱循环又开始了。

2004年8月5日，备受关注的安徽阜阳奶粉案件一审宣判，被告人李新道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这件“导致中国奶业出现行业性亏损”的事件，终于如多人所期盼的那样，划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大批资金和奶业项目，又在各地纷纷上马。其中，河北省“千万吨奶业计划”的出台，尤为典型。

与此同时，河北省的一些奶源基地，在经历了6月的奶农倒奶事件、7月的卖牛杀牛之后，一些奶场承包人在8月纷纷走向破产，大批奶场以关门告终。

与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奶业，也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阜阳奶粉事件以来发生在全行业的萧条就是典型例子。而下一次治乱循环的伏笔，就埋在这又一轮的投资狂潮中。

奶农破产之惑

2004年8月5日一大早，河北省宁津县纪昌庄乡白尺口村农民王静轩，呆坐在他“宁津县兴源奶牛场”的办公室门口，抽起了烟。宁津县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围的奶源基地之一，近几天，附近村子奶场关门的已经很不少。

昨天，他将这个奶场里的280头奶牛全部遣送回养牛的农户家，如今，整个奶场已经空空荡荡。

用通俗的话来说，王静轩的奶场，是整个破产了。连同购置奶场的土地资本20万，加上买设备、建牛棚牛舍时的现金投资8万元，王静轩自2002年3月1日投资这个奶场至今，总共亏了28万元整。

这个白尺口村原来最富的人，眨眼之间，成了穷光蛋。他今天准备到村里的砖厂给人“管生产”去，一起投资奶场项目的另一个村民嘲笑王静轩，“一下子从老板，变成打工的喽！”

发生在王静轩身上的事，在河北省不是个案。自6月以来，作为乳业下游的河北省部分奶源基地，奶牛养殖市、县的奶农、奶商们在频频上演倒奶乃至卖牛事件之后，终于承受不住赔本的压力，大批奶场终告关门。整个奶业链条的基础环节上，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萧条。

只是王静轩不明白，这个“政府支持、企业欢迎、奶农受益”的奶场项目，自从2002年3月1日上马以来，即便是在市场行情好的2002年和2003年，也并没有为5个股东赚到几分钱。如今，倒霉的为什么只能是自己呢？

在许多报章对农民的损失予以关注的同时，许多专家亦纷纷撰文指出，奶业有其特殊性，夏季是奶业淡季，倒奶现象并非个别；几个奶农破产，也纯属正常的市场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企业投资一旦不慎会破产，奶农一哄而上，追逐利润，对于其后果也应有充分的承受能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所谓市场的选择中，王静轩们又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发生在今年的市场波动，难道仅仅是一件阜阳奶粉事件的余波所及？作为孤立的个体王静轩，当然是市场的一个选择者；但是千千万万的王静轩们站到一起，与市场后面的主导因素，就有了必然联系。

奶业投资之欲

王静轩们的奶场热，源于奶农的养牛热；奶农的养牛热，源于当地奶站的投资热；奶站的投资热背后，是奶业行业整体的投资热潮。

近年来，全国各大奶业巨头纷纷处于急速增长、快速膨胀的过程中。伊利股份、光明乳业、新希望集团、娃哈哈、维维股份等奶业巨头，纷纷以重金投于乳业。三元乳业、三鹿乳业正在申请股票发行，完达山集团一度搁浅的上市计划，也开始重新启动。

透过国内奶业第一、第二巨头伊利乳业与蒙牛乳业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恩恩怨怨，几乎可以窥见这场行业投资的硝烟，已经何等弥漫。

1999年7月，时任伊利集团副总裁兼冷饮事业部总经理的牛根生，带着从伊利分得的一笔资金及冷饮事业部9名核心人员，另打江山。不久，由10个自然人共同注册1000万元的一个叫“蒙牛”的乳品公司，在伊利身边悄然诞生。

蒙牛设立当年，销售额就达到4000万元，2002年增长到21亿元，在全国乳品行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上升至第4位。自蒙牛成立以来，其增长率远远超过同行，在刚刚过去的三年，蒙牛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37%。

2003年度，蒙牛实现销售收入40.7亿元，净利润2.3亿元。按销量计算，2003年度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液态奶生产商，而此时蒙牛成立还不到5周年。在中国乳业资本第一轮角逐中，伊利的产销量已从第一位退至第二位。

而石家庄市地方诸侯三鹿集团，发展速度也是惊人。“八五”期间，三鹿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40%以上；“九五”及“十五”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53亿元，利税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6%、28.6%。

如此快速的增长速度，大量的行业资金要向何处去？

自然是扩大规模，膨胀式发展。首先就是在各地上加工厂。加工厂的地址选择，又以靠近奶源基地为佳。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02年至2003年度，作为全国三大奶源基地的河北省，各地形成了争上奶制品加工厂的格局。河北各地的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这股炙手可热的资金热流。

奶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奶源的急速膨胀和奶牛数量的剧增。正是因为奶源有限，河北省的奶业竞争首先以奶源争夺战的方式打响。除去三鹿以外，蒙牛，光明，伊利等巨头纷纷到河北抢奶源。一个乡镇建四五个奶站，分别向不同的乳品企业供奶，这加剧了鲜奶收购市场的无序竞争。

王静轩的奶场，正是在此时上马。

无序竞争带来了各种虚高症状：一头奶牛的价格接近2万元；一头母犊转手就能卖到5000块。对于追逐利润的农民而言，如此的暴利机会，几乎等不及他们选择。河北各地一时出现了各种养牛专业村、养牛小区，甚至养牛新名词，诸如“招商引牛”、“新型奶工“、”奶牛淋浴“、奶牛自助餐”等亦应运而生。

而此时，虚高背后的危机，也正若隐若现。

行业投资过热带来了虚高利润，虚高利润进一步刺激了投资。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体崩溃的隐忧就无时不在。今春阜阳奶粉事件发生，顿时让整个行业降到了冰点。

冰点中，首先是乳品企业的销量锐减，以销定产带来了加工厂限产。设在河北各地的加工厂限产之后，各地奶站纷纷降低奶价、品级，农民的厄运开始了。

先是奶价出奇的低，后来是一等品成了三等品，或者干脆就以“有异味”拒收。

夏季炎热，牛奶储存无方，倒奶势不可免。卖牛杀牛，破产抵债，紧随其后。

即便没有阜阳奶粉事件，奶业的这种虚高症状就像发烧一样，自然也会降下来。农民破产的背后，看似偶然，实则是行业无序竞争的恶果。

政府扩张之手

行业冲动若无政府之手相助，其效不会如此迅速而明显。

2004年8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三鹿集团总部的河北省奶业协会，协会会长贾树刚刚刚完成了一份奶业调查报告。在这份《关于我省奶业发展形势及建议》中概述道，“省奶业发展出现了大好局面，之所以有此局面，概括起来有四大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政府重视”：

……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抢先在全省成立了奶业发展指挥部。由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任总指挥，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下设奶业办公室，明确各单位责任，“纳入目标管理”。

唐山市政府，提出“尽快把唐山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制定《唐山市奶业发展规划》，到2007年，实现百万吨牛奶，奶牛存栏40万头，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市、县(区)分别制定了从占用土地、提供厂房、流动资金、减免税费，到奖励有功单位和个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廊坊市为落实市政府出台的《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规定畜牧业用地一律视为农业用地，不征收任何费用……

张家口、沧州等市也做出了在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的类似规定。

仔细回顾贯穿2002年至2003年的河北养牛热，不难发现，危机其实就蕴含在产业热流中，而奶业加工厂项目的投资热，没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不会急剧升温。因为各地奶站的建立和审批权，掌握在各地政府手中。

纷纷“纳入目标管理”体系的招商引资，已经成为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

在意欲“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的唐山，蒙牛等国内奶业巨头被引入时，待遇极其优厚。个别地方，比项目，比招商的手段最后甚至化为比优惠的手段。

“政府的职能定位一定要准确，要干维护交易环境的事，不要介入市场本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科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

政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创造和维护外部交易环境的公平性，而非介入交易行为。“零地价引资”等优惠政策，使得从事市场交易的某一方出现了巨额利润。政府此种强烈高调的挑逗行为，不能不成为奶业巨子纷纷到河北觅一段露水姻缘的诱因。

2004年8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河北省畜牧局获悉，河北省常委会近日刚刚研究通过《河北省发展千万吨奶业实施规划》，目前正在最后一次修改当中。

这一规划，把奶业作为河北省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至2012年，奶牛存栏量从2004年的132万头增加到280万头，奶类总产量从目前的208万吨，提高到1000万吨。

这意味着，目前占全国奶类总产量13%左右的河北省，在2010年左右，将要达到农业部计划达到的全国3000万吨的三分之一左右。

有类似规划或者计划的省份，绝不止于河北省一个。

对于地方的盲目投资热潮，国家有没有政策进行调控？

农业部畜牧司畜牧处官员陈金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畜牧司正在起草一部关于奶业协调发展的意见，意在规范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但是对于记者所质疑的效果，陈也说，这是一部指导性的意见，不具备强制效力。

小农经济之困

随意性极强的鲜奶等级定价，是此次冲突的焦点之一。奶制品企业与农户签订收购鲜奶合同以后，定价的生杀大权都在公司本身，而奶农则往往无可选择。正如王静轩所说，“说你几级就几级”，缺少第三方的标准。

陈金强介绍，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痼疾。目前农业部畜牧司正在积极申请第三方检验的资格，争取能尽量规范这个环节。当记者问到，国家目前的工商和技术监督局为什么不能履行此项职能时，陈介绍，因为奶产品的检疫有自己的特殊性，全面进行看来尚不现实。

表面上看来，确乎是一个检验标准的问题；但背后，却隐含着小农生产的经济模式所淤结的致命伤痕。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不可能。为解决几家几户散养带来的标准不统一，管理不方便，以三鹿乳业为代表的公司，带头创建了“公司＋政府＋基地＋农户”模式。正是因为这项模式的示范效果极佳，由中国奶业协会主办的“中国奶牛发展大会”，在考察了黑龙江、江苏、山东等数个省份之后，今年4月将大会地址放在了石家庄，选择了三鹿。其意也旨在推广这项带领农民致富的好模式，好办法。

但是，面对极强的经济利益，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矛盾，总会爆发。当矛盾冲突加剧时，靠企业单方面的“自觉”行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只有农民本身组成的协会，具有与企业抗衡的实力，才能在关键问题上争得利益。

国外乳品业发达的国家，奶源市场竞争秩序往往由奶业协会维护。奶场主往往本身就是牛奶加工厂的股东，股权相互控制，利益一致，因此协会的功能，主要用于规范加工厂之间的无序竞争。但规范健康的奶业协会在中国成立，谈何容易。

小生产模式的农户过于分散，农户组织协会的成本过高。国外几家大的农场主组成的协会，几十人足够；而组织相同经济规模的国内协会，其人数也许要到数万人之盛。数万人去协商一项决议，成本之高可以想见。

另外，农民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短视逐利之特性，往往会导致决议在企业的攻坚下七零八散。退一步说，即便农户组织起来，或者以小数额股本入股乳业企业，仍难以形成足够的抗衡实力。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在“公司＋农户”的奶业结构中，奶农完全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很容易成为可怜的产业牺牲品。也许中国的分散小农模式推广公司加农户的联合，本身就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