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

     曾几何时,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相当宽松,但近两年粮食问题再度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今年,由于政府及时推出了鼓励种粮的措施,夏粮取得了丰收。粮食安全问题到底该如何把握？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保证粮食安全重在未雨绸缪

     记者：由于粮食流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如今国有粮食库存水平已经很难反映社会的总体供给能力。我们是如何得出粮食短缺信息的？

     陈：除库存之外,还包括进出口情况、农调队对农户存粮抽样调查的变化、粮食的地区分布是否合理、当年的粮食产量,再以市场价格变化作为参照系,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

     陈：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曾经说过我们有1万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但这些年我们的耕地在减少、播种面积在减少,多数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些年没有太大的进展,有些地方还有毁坏。由于种粮食收益低,不少农民不太愿意增加投入。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峰时期明显下降。如果没有新的措施和投入,是很难恢复原有粮食生产能力的。

     记者：有统计表明,2003年,中国玉米出口1639万吨,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出口国;2003年,中国小麦净出口量达181.3万吨。如果我们今后少出口点儿,再进一点儿,是不是就有富余了？

     陈：关于供求问题,有些同志的判断非常简单,认为如果继续进口400亿斤大豆,再减少400亿斤粮食出口,就多了800亿斤粮食的供给。于是,今年只要有9000亿斤产量就可以平衡了。实际上,大豆的进口主要是弥补饲料与油料的缺口。由于去年已经出口了400亿斤粮食,所以库里减少了400亿斤。不能说今年少出口400亿斤,就会多出400亿斤。不是多,仅仅是少支出,因为留在国内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按照这个算法,今年的粮食产量是9000亿斤,虽然少出口了400亿斤,多进口了400亿斤,但库存还是减少了400亿斤。如果明年产量不提高,还得从库里挖400亿斤。

     记者：中国稻米增产的潜力很大,如果我国的超级稻育种计划实现,每年可增产数百亿斤。

     陈：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出路在于科技。但是,任何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都需要一个过程,要在粮食科技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漫长的过程。科学院所的试验田与农民的大田相比,其间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因素差距是很大的。当然,我们应该有信心,只要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促进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粮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粮食问题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牵扯在一起

     记者：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国外的粮食来弥补自己的产需差额,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保证粮食的供求平衡。

     陈：1996年,国务院就对全世界宣布过,我们可以考虑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5%大致是2500万吨,实际上从来没有进口到这个数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完全不考虑国际市场,而且我相信随着今后经济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的变化,也有可能突破5%。但是,粮食是资源性产品,粮食产量减少之后,粮食价格必然上升。如果我们依靠国际市场进口大量的粮食,这等于在压缩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空间。那我们农民的收入将来自于何处？

     记者：中国如果象荷兰等国家那样用相当部分耕地种植附加值较高的农作物出口,同时以低于国内生产成本的价格进口粮食,农民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吗？

     陈：从经济学的逻辑看,中国土地稀缺,更不应该生产粮食,而应该多生产别的东西。这个逻辑是对的。我并不是反对多进口粮食,多进口粮食从正面讲等于进口土地与水资源。如果这条路走得通,确实是件好事。但是,实际的过程往往要比逻辑推理复杂得多。少生产一些粮食,多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作物,这个结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在做。中国农民少生产粮食后,是否能保证他们有其他的职业和收入是否能确保中国社会的稳定我的认识是粮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粮食问题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牵扯在一起,包括他们的就业、收入。所以,增加进口粮食与其他所有问题一样,不能简单地说行与不行。

     记者：今年,由于直接补贴而促使农民提高了种植粮食的积极性,那么,如果粮食供求关系发生改变之后,是否还要补贴农民？

     陈：在财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5%时,非农业应该补贴农业;不过,由于农业人口的比重很大,补贴的力度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一定要长期存在,补贴农民也会长期存在,但补贴的方式方法要完善。

     保护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需要制度创新

     记者：有学者认为,照今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过几年,又会出现前些年谷贱伤农的情况。是否应该有一种机制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陈：确实有的同志有这种忧虑。现在,国务院推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民在卖粮食时可以进行选择,谁的价格高、谁的服务好就卖给谁。更加重要的是,只有市场才可以对供求关系发出最明确的信号,只有市场才可以合理地配置资源。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价格的波动,农民可以通过了解粮食市场的状况来调整结构。政府决策者已经考虑到更多地利用市场来调节,以避免粮食过多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但是,就像我刚才已经讲过的,由于我们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要想把它彻底理顺,其间不光是一个粮食体制改革就可以解决的,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记者：前些年,国家以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造成库存积压,亏损严重。如何未雨绸缪,在粮食连年丰收之后,不会重蹈覆辙？

     陈：我也听到一些专家学者和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在问,比如说,最低收购价是否会弄成原来的保护价。我认为它在机制的设置上与原来的保护价不一样。第一,过去的保护价是独家收购。这次的最低保护价是政府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来决断的。然后允许多渠道、多主体都可以收购粮食。第二,政府以前定下最低保护价之后,粮食价格不是往高走而是往低走。当粮食供过于求的时候,政府的保护价实际上成为最高限价。而现在政府制定这个价格之后,政府指定的粮食收购部门在低于这个价格时入市收购,它的责任是把粮食价格提升上来。等粮食价格高于保护价之后,政府指定的粮食收购部门就可以退出。第三,以前实行最低保护价格,只要农民愿意卖,政府全部把粮食收购上来。现在则不同了,政府没有这个责任。政府的责任是把粮食的价格托上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收,别的具备资质的企业也可以收。这与过去的机制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觉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一些制度可能还不健全,但问题在于在整套政策设计中已经考虑到如何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记者：粮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不高是否与种粮效益低有关？

     陈：我觉得其中有多种因素。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保证本国国民的粮食消费,但是,我们的政府介入得太深。这与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制有关。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粮食体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为了保证粮食市场的稳定,把农民与消费者都顾及到,国家设计了粮食风险基金。粮食风险基金尽管大头是中央拿,但是也需要地方配套。相对而言,粮食主产区配套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出钱的绝对数量不少。而一些主销区包括中央给的钱加上自己的配套也才几个亿。这样,主产区就觉得吃亏。在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由于销售困难,库存的时间长,需要的补贴就更多。主产区政府从财力的角度看,自己花钱补贴的存粮实际上补贴了发达地区,因为将来这些粮食要卖给发达地区。其次,粮食生产出来之后,销区往往不急于采购,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短时间内囤积在一起,当然对当地的粮食价格就有打压。产区与销区的利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采购制度有关。第三,农业税在整个财税收入中的比重比较低。从省里讲,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越大,整个GDP的增长率就不会很高。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只注重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一定会忽视农业,因为把财力用于农业不上算。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差距较大,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承受能力有非常大的不同。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际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某种程度上,它不单纯是一个流通体制的问题,甚至与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发展阶段、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都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要强调端正思想认识、端正发展观,另一方面必须改革体制中不合理的地方,建立利益均衡的机制。不能让种植粮食的农民吃亏,不能让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