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需不足的另一种解释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制度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找到了自身的约束条件，能够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但是，这种从具体情况出发的思维也具有自身的代价，很容易把一条“途径”发挥到极限，而忽视甚至堵塞了另外的“途径”，把“齐头并进”搞成了“单兵突进”。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中国的经济增长迟迟不能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从而使得居民需求让位给了投资需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地方政府热衷于能够在短期内制造GDP的外商投资，从而使得内需让位给了外需。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导致实际购买力增长缓慢，“王谢堂前燕，难进百姓家”，广大的老百姓很难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实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的增速长期低于GDP的增速。时下的观点大都认为，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或收入的不确定，所以许多建议都是围绕着如何给公务员加薪或者如何让农民增收进行。我认为，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议价力量（bargaining power）不足，着眼于提高居民在博弈中的议价力量才能内生地看待整个问题。把居民看成生产者—消费者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思维要比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开来分析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因为前者是过程导向的而后者则是结果导向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慢慢提高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议价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实质上逐渐改善中国的内需。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这种作用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为了经济竞赛努力降低当地的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可能为了政治竞赛设法拔苗助长甚至搞起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这完全是一个激励问题，关键在于，机制设计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的好的作用，降低其坏的作用，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折中点。有着强烈的“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往往“唯GDP马首是瞻”。在制造GDP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很容易发现通过政府投资和吸引外资能够更快更多地制造GDP。这种激励约束导致了内需被地方政府“边缘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内需从“内点解”逼近了“角点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需不容易被地方政府操纵的特点决定的。

    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自己投资呢？在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进行一些符合自身偏好的投资，如果这种偏好不符合市场偏好，那么这些投资就会成为体制性无效投资。体制性无效投资往往包含着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挤出效应”。地方政府的议价力量过大，并且通过干预商业银行和软化预算约束把自身偏好显示出来，而地方居民则没能把自身偏好通过市场显示出来。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发散信息（disparate information）得到了有效的使用，而地方居民的发散信息则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居民由于不能发出自己的有效信号而不能显示自己的市场偏好，不管是投资偏好还是消费偏好。这是造成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其本质在于地方政府的偏好代替了居民的偏好。

    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招商引资呢？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挥了“制度供给”的作用。这种作用实质上是降低了制造GDP的成本。在当地企业的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本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具有组织优势的外资可以收到“短平快”的效果，而有任期约束的“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官员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外资的作用不仅仅是解决资金约束，资金约束的背后是技术约束、管理约束和市场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之所以希望用外商来替代或补充“内商”（国内企业家），恰恰在于用外商组织交易的成本小于用“内商”组织交易的成本，更确切地说，在于外商制造GDP的成本小于“内商”制造GDP的成本。在这个组织交易的过程中，外商的发散信息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而“内商”的发散信息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样一来，外商的偏好就可以通过市场反应出来，而“内商”的偏好则没有通过市场充分显示出来，外商的议价力量过大而“内商”的议价力量过小。

    外商的优势毕竟集中在国外市场，虽然他们也会兼顾国内市场。“内商”的优势才是集中在国内市场，虽然他们做大后也会兼顾国外市场。国内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地方政府“重外轻内”，这就造成了中国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能有效“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导致了有效供给不足。有效供给不足从而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中国内需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其本质在于外商的偏好代替了“内商”的偏好。

    居民的偏好由于上面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不能显示出来，只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观原因，而中国内需不足的客观原因则是广大居民收入不足。

    居民消费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支撑。这其中的道理和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中提出的分析思路异曲同工，时间偏好只是利息率的主观原因，投资机会才是利息率的客观原因，时间偏好离不开投资机会的支撑。

    中国居民收入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为生产者的居民的议价力量不足，当然，议价力量不足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我们企图利用中国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我们就必然会遇到议价力量不足的问题，因为不熟练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太大了，所以参与位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的加工制造只能获得满足个体理性约束的极少部分的劳动附加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高不熟练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不熟练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才有可能参与相对更高端的国际产业分工，才有可能分阶段有步骤地提升议价力量。

    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中国居民议价力量的必要和重要手段。对那些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者而言，要努力解放他们的企业家精神，鼓励他们创办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降低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从而提高中国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议价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内需的提高是要分层次分类别的，因为对不同素质的劳动者而言，提高议价力量的手段是很不一样的。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一样，我认为应该“让有能力提高议价力量的人先行动起来”。总而言之，中国内需的提高需要的是提高居民的议价力量，让他们能够显示自己的消费偏好，让他们能够显示自己的投资偏好。

    在保护好其它增长力量（投资需求和外需）的同时，中国经济到该保护内需增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