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现代化之殇(三)

    除了“三项改革”和乡村债务，农村公共卫生、 “一事一议”、农民社会保障、国有农场改革等，也都构成了农村改革的复杂“远景”。

    2003年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高达40.5%，农村人口占7.685亿。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农业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70.8%，高达9亿还多。之所以有上述差距，主因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概计入城市人口。但是这些人并不能取得城市户籍，统计的逻辑掩盖了城乡分治的现实。

    在当前中国，农业总产值已降至GDP的14%，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收入不足1%。可是农业人口仍有9亿，占全国人口的70%。这无疑是比减免农业税更难解决的问题。

    记者获悉，为解决这些深层矛盾，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十个专题工作小组，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分头进行专题调研。2004年年底十个小组的调研报告已基本完成。2005年下半年，中央高层将在综合这些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出台一个规划农村整体改革的中央文件。据悉，这是一个着眼于长远的文件，将建构农村改革的整体视野。但其内容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讨论和公众参与。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又是政治问题。26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上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执政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总指针，历久而弥新。

    改革是在现有规则内腾挪，欲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不改变现有体制，决策者的愿望必然落空。迄今为止，与中国的许多宏观改革一样，农村改革仍然没有蓝图，没有时间表。诸多政策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推出的改革措施大多着眼于当前矛盾，缺乏整体考虑和周密设计。倘如此，“三农”问题的历史解决仍将任重道远。-

    “三农”改革要点

    “三农”问题，可以概括为“钱”、“粮”、“地”、“人”四个字。所谓“钱”，是指与农村税费相关的农民收入问题；“粮”，指粮食流通体制；“地”，顾名思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人”，主要指农民的出路问题。

    2004年和2005年，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大致情况如下。

    钱：2004年，农村经济复苏源于农业税减免、粮食涨价和风调雨顺，即所谓“粮价涨、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可是，尽管2004 年农民收入增幅高至6.8%，但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差距仍在拉大。这种趋势已持续数年。数据显示，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23∶1,而1998年只有2.51∶1。

    粮：2003年10月以来粮价上涨，粮食安全成为热门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层对城市安定问题的担心，显示出政策制定并未摆脱城乡分治的阴影。所幸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推行，粮食收购全面放开，粮改市场化迈出了重要步伐。

    地：2004年农村土地纠纷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上访的事件占农民上访总量50%以上，反证出农民土地财产权缺乏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5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一年半，并未改变农民对土地的弱势地位。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质上已经沦为“准国家所有制”。在如此制度下，各级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经营二级市场，农民对土地没有处分权，更没有发言权。农地不仅是地方的“第二财政”，也已成为利益集团逐利之地。众所瞩目的“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在2004年未能如期出台。

    人：户籍制度没有大的突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1958年出台的《户口管理条例》尽管已大大落后于现实，形式上依然有效。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公安部就此早已形成初步方案，并经过专家多次讨论，但阻力很大，出台仍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