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已到最紧要关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最近接受专访时说,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度过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达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为此，我们正在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让环境受益地区为保护环境牺牲利益的地区付费，让环境资源消费多的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付费，让污染大户向受害百姓付费。这样弱势地区和群体就不用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在环保问题上，从中国特有国情来看，再不抓紧治理，就根本无法治理了。

    这是关于环保问题最振聋发聩的疾呼,而且还是出于一个环保高级官员之口。造成今天的环保困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知，认为可以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是现行官员考评机制问题，GDP至上使部分官员只求任内政绩，不管环境成本；三是欠发达地区对发展的急迫，宁可牺牲环境也要发展。现在，对环保问题的重要性都有认知，大家都在说，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落实，是建立一种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机制。

    山西将建立环境补偿金制度

    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透露,山西省将对煤矿进行评估，根据它对环境影响程度收取相应的环境补偿金。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马子清说，近20年间，山西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值高达1111.91亿元，占同期GDP的18.3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说，如果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山西省每年新增GDP基本上都被抵消了。

    未富先脏，不仅仅是山西省的教训，对我们国家来说，也不妨是个警醒。“如果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山西省每年新增GDP基本上都被抵消了”，这样的发展不仅不经济，简直还有害。我们只要算一笔账，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过度开发自然，导致气候和水土发生异变，开发产生的效益刚刚放进口袋，紧接着就要投资抗洪抗旱抗虫，而这些投资本来有可能不需要，这还不包括由此增加的巨大社会成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务之急。

    应从低效率不公平的发展中走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撰文说,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十分高了，但是要素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从而导致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而正是这种人为的价格扭曲，使得社会民众的大量财富轻易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商为什么在短期内涌现出一大批所谓的富豪，如中国的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房地产商在短期内成为富豪，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是

    凭他们个人的市场能力与市场智慧吗？不是。他们靠的是利用政府权力对城市弱势民众及农民土地资源的掠夺。

    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而房地产商一旦获得了土地就能够方便地从银行贷到利率优惠的资金，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等于获得一笔补贴。这等于是拿农民的土地作抵押，借国家的“鸡”下自家的“蛋”。而在这过程中，有数千万失地农民失去就业、失去保障。房地产业的繁荣属于房地产商，受损失的是失地农民和整个社会。构筑和谐社会，谋划科学发展，当从营造公正公平的发展氛围开始。

    改变灌溉方式中国能养活20亿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调查小组近日公布的一份统计表明，中国的农民能够通过扩大灌溉，支持密集型农业，来保证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调查进一步指出，即使到2030年，中国人口以现有增长率达到16亿，粮食供应依然可以满足需求。报告称，“中国以现有的农民可用土地和地下水资源，能够养活11亿到17亿左右的人口；如果同样数量的土地得到充分灌溉，则中国能养活13亿到20亿人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报告令人鼓舞。中国有悠久的灌溉农业历史，但也存在着粗放经营的问题。以色列利用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本来就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在日益减少。保持发展和遏制耕地和水资源减少的势头，是一个难以两全但又必须两全的任务。这需要科技支撑，更需要政策支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具体措施，表明中央对农业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