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创历史新高意味着什么？

    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2004年，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增加之多、增长之快，是1997年以来“三农”形势最好的一年。当我们在回顾农民增收成效时，更应该思考：２００４年对于今后的农民增收意味着什么？

    一、农民增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２００４年是农民增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农民增收既创了历史新高，又标志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来之不易。２００４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结束了自1997年以来的减收、徘徊或低速增长，整个农业和农村形势大大好于预期的结果。农业和农村的大好形势，被人们简洁归纳为“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如果细细回顾起来，并不是这样简单、轻松，更难以体现出其中的艰辛，甚至惊险，在可喜之中伴随着某些苦涩，个中滋味，农业中人似乎体会得更深。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士都知道，在我国农村改革初期的1982年至1986年的5年间，中共连续5年都发出了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对实现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虽事隔多年，很多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士和中老年农民，至今对中央一号文件仍然记忆犹新，感情颇深，时常提及。不难想象，在事隔18年，当人们再次看到中共以一号文件发出《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时，必然会倍感亲切，倍受鼓舞；也不难看出，党中央在重新恢复下发一号文件中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一号文件中的22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最直接、最有效的增加了农民收入；再加之各级加大了贯彻执行和监督的力度，使农业的春天又重新到来。

    ２、农民大幅增收包含意义特殊。农民大幅度增收，使２００４年作为一个标志或界线，划分出一个新的时期。其含义是：２００４年是一个界线但并不是转折点，它不是说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农民增收将由低增长阶段进入高增长阶段，而是说自２００４年之后，研究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将由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核心的时期转入以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为核心的时期。因为２００４年及其以前，无论是土地承包、粮食保护价、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结构调整政策，还是农村税费改革、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减免农业税政策，其实质都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今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会有时间和力度上的局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生产经营水平。这并不是说今后农民增收不需要政策调动积极性了，而是说在继续依靠政策支持的同时，要更多地研究解决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问题。

    ３、实现农民稳步增收要求更高。新时期研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它包括农民生产经营的科技水平、规模水平、产业化水平、适应市场和市场竞争的水平，最终的落脚点是效益水平。这一时期农民增收将由主要依靠政策，变为主要依靠科技、投入和市场，依靠农业、农民自身问题的不断解决。因为农民增收的基本政策，也就是直接针对农民的土地政策、税赋政策、劳动力转移政策已经到位和基本到位，今后出台的将主要是辅助性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因此，农民增收的难度会更大，解决农业、农民自身的问题比出台一项政策要难得多，这就要求我们确立新的工作着力点，努力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果说出台农民增收的政策主要靠国家，那么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则主要靠地方，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围绕农民增收有更多更有效的作为。

    二、新时期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２００４年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有一定的偶然性，农民和农业自身的问题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仍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１、粮食生产两难选择。粮食安全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对粮食主产区来说也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央有要求，地方有需要，农民有种植习惯，粮食不能不种；另一方面，种粮与农民增收有一定的矛盾，种植结构不调整不行。虽然２００４年种粮与农民增收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但今后能不能统一，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何处理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是农民增收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２、市场农业两腿偏短。市场农业必须面向市场，在市场中竞争。现阶段农民是单个的小生产者，一家一户面向市场有很多问题，发展市场农业主要靠“两腿”支撑：一靠龙头企业，二靠合作经济组织。而这两条腿明显偏短，支撑力不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大的更少，带动作用不够。我国沿海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３--５：１，而中部省份仅为０．９：１左右，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更加滞后，各种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很多地区没有建立，建立了的进行规范运作、有效运转的很少；社区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则更少。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太低，使农产品和农民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３、投入科技两力弱化。投入和科技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两个重要的推动力，然而这两力相对弱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农业发展实际需求的差距较大，应该作为财政支出重点的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生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许多地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农技、植保、兽医等部门缺人、缺钱，难以开展工作，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４、劳力转移两个趋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有所趋缓：一是向本区域二、三产业转移趋缓。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化水平不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区域内非农产业转移，相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时期速度趋缓。二是向区域外转移速度变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不够，服务滞后，劳动力结构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使得劳力向外输出速度趋缓，甚至出现“回流”现象。

    三、新时期实现农民增收的对策

    研究和解决新时期农民增收问题，我们要确立新的工作着力点，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下功夫：　　

    1、加快构筑区域特色农业新格局。要以调优、调高、调特为方向，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在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加快实施肉牛、花卉苗木、无公害蔬菜、特种水产、优质粮油等优势产业布局规划，引导农民加快结构调整，尽快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区域块状经济新格局。同时，对永丰蔬菜、泰和乌鸡、遂川板鸭、新干中药村、永新蚕桑、万安水产等已有一定规模的传统特色产业，要按照区域特色农业布局的要求，在市场的拉动下，逐步由专业户向专业村、专业村向专业乡、专业乡向产业带方向发展，打造特色主导产业新平台。

    2、发展壮大加工流通型龙头企业。现代农业的效益，更多地产生于产后的加工和流通环节。要引导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围绕主导产业提高一批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加工型龙头企业，培育和建设像吉安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一批具有强大市场开拓能力的贸易型龙头企业，在永丰、泰和、遂川等优势产区改造和提高一批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并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展销、批发和配送中心，积极发展连锁经营，形成辐射国内外的农产品市场营销网络。引导龙头企业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按照“产业化促标准化”的机制，加快推广农产品全程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促进农产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粗加工向精加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方向发展。

    3、大力培育农业生产经营新主体。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入股、发展股份合作制和荒山、荒地、荒水、荒滩的使用权拍卖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农场，使他们成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主体，提高农业家庭经营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水平。积极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龙头企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及其他主体，采取承租农地使用权等形式，投资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形成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市场主体。

    4、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按照“民有、民营、民享”的原则，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农技组织、供销社、贩销大户、种养大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和合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健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和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力。同时引导有能力和实力的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牵头兴办农产品行业协会，把同类农产品的加工营销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大户组织进来，发挥其行业代表、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协调等方面的职能，共商产、加、销，同议质、量、价，提高行业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

    5、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新体系。要以优化主导产品品种为目标，健全良种培育、引进和推广体系，加快主导产品的品种改良，推广一批适宜区域发展的优质新品种。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培育和建设区域性的种子种苗基地，提高区域性主导产品良种、良苗的供种能力，提高主产区的良种覆盖率。加快农技推广体制改革，积极培育与区域化生产相适应的技术推广主体，创建一批以专业性区域农技站、农业科技示范场和专业合作组织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农技推广组织。根据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发展的实际，大力实施农民培训“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加强对各类专业大户的教育和培训，努力造就一支懂技术、懂经营、懂管理和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新型农民。

    6、积极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二三产业，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新“饭碗”。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破除农民进城的各种障碍，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制和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制度，促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长期有序的转移，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一个优良环境。（贺爱琳 吉安市委农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