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600年前农业文明的海洋足迹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赋予郑和怎样的时代含义？2001年元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赞誉“郑和为寻求贸易和信息而进行的海上航行，与后来以征服为目的的欧洲帝国的航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现代世界对于和平的追索，而国内的同类叙事，显然更多地着眼于本国海洋文明的建构。

    600年前，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官方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皇家船队，七下西洋，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的广阔海域巡航，一次次出访东南亚、南亚、东非、阿拉伯半岛各大商港。世界帝国的理想尽显于遥远的航程之中。

    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强国，为何涌起航海探险的冲动？这一冲动又是如何被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范式掐灭？与其追踪盛世的足迹，不如考察盛世的成因，与没落的缘由。如果不了解这些，我们的纪念将失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皈依。

    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混一海宇、万邦来朝”的帝国政治雄心，而朝廷也试图通过官方垄断的海外贸易，达到“以资国用”的现实目的。明初的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可以支撑郑和的远洋。

    这并非前无古人。从南宋开始，为了弥补土地与财政的不足，朝廷就鼓励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明朝将这一海上贸易权收归中央，郑和下西洋期间，朝廷厉行海禁，民间“片板不得入海”，所有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历经500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遭到严重破坏。

    用农业的产出支撑帝国官方的远洋理想，有悖朝廷重农轻商的一贯政策，理所当然会遭遇政治与文化上强烈反弹。在愤怒农民、地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文官眼中，下西洋是一项“苛政”，是炫耀的游戏。代表农业利益的文官集团，指责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南京区手工业的匠户纷纷逃亡，锐减四分之三以上。

    而官方垄断贸易并没有给多数靠田地生活的人带来利益，“以资国用”成为一句空话。郑和下西洋所带回的香料、宝石与象牙、犀牛角、长颈鹿等奢侈品充实了皇宫后院，众多的随行人员从贸易中得到厚利。为显示天朝的宽厚，郑和所到之处给予当地国王大量赏赐；源源不断的朝贡使者，也得到了远超过朝贡物的赐品。

    多数人不能得利的单边游戏注定无法长久，当农耕经济的收入很难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行动不得不停止。但朝廷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帝国不再需要航海，也不再需要海上贸易。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清末，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为止。

    农业文明的海洋足迹注定无法持久。因为社会财富的生产主要维系于土地，军事威胁也主要来自陆上，海洋贸易处于极端边缘的地位。实际上，就在朝廷实行海禁的那一刻起，中国的远洋贸易已经在事实上遭到扼杀。

    郑和下西洋83年后，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再过4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又过了29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这些航海家所代表的国家，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国家与人民一起从日益拓展的远洋贸易中获得厚利。

    纪念郑和，显然不是为了重温天朝美梦，而是为了追踵先贤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使中国的航海事业能够在坚实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