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并非中国经济发展宿命

     许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喊着“扩大内需”，可人们却不大敢花钱，主要因为大部分人工资太低。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

    今天，中国号称“世界制造基地”，出口在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对此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的非常清楚：国际贸易虽然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在一部分人收入增加的同时，会使另一部分的收入减少。中国的问题在于低收入者人口过多。

    甚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在中国产业扶贫开发论坛2005年年会上说，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一，目前尚有8517万人口仍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中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即使如此，低成本一直是我国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法宝，不少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以牺牲员工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拼命压低成本，其中压低工人工资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方法。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中国制造低价的主要支撑。

    而低收入必然导致低消费。中国目前的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正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在中高层次的消费领域，中国的市场潜力还十分广阔。中国小汽车人均占有率，不但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8人一辆，我国百人一辆。其他如住房、通讯、电脑网络、教育、旅游、文体事业、环境保护、第三产业的发展等方面，中国与较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存在巨大的潜力和商机。但要把潜力变成现实生产力，首先要开发的是消费力。没有消费力一切都无从谈起。

    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属典型的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据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而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80年的66%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58%，其后缓慢回升，到2000年才勉强达到61%。

    从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大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因此，消费率不够高，将直接导致市场疲软，影响经济增长。

    而从消费市场来看，高工资国家的消费市场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低工资国家容量大得多。高工资国家的个人消费能力，相当于一般低工资国家的5至10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这种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消费力，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具有何等强大的推动力！

    提高收入势在必行

    我们必须知道，从商品竞争力来看，高工资国家虽然工资成本高，却同时具有人才、效率、开发创造力的优势。因此其大部分商品、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中高档商品，国际竞争力都远超过低工资国家。工资高一方面扩大了消费的总盘子，一方面又有利于淘汰落后企业。象中国屡禁不住的高耗低效的小钢厂、小煤矿、小化工厂等“五小企业”和造假伪劣企业，在高工资国家就难以生存。

    而从引进外资来看，美国工资比中国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资也比中国高得多，有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共引进外资3400多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资3132亿美元。2000年外商投资中国大陆400亿美元，投资中国香港则达到640亿美元，当今世界外资总量的五分之四是流向发达国家，可见外资追求的主要是商机而非单纯为低工资而来。至于低工资导致公务员和国企领导人以权力“寻租”捞钱，而使中国政府效率低下，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

    所以就总体而言，高工资的优势要远大于低工资的优势。低工资所造成的消费力损失、就业损失、产业发展损失、人才与创造力损失以及腐败损失，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其打工所挣的一点血汗钱所无法弥补的。

    那种靠勒紧裤带，以低工资、低消费实现高增长的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小农经济的幻想。反过来讲，如我们一味地钟情于加工贸易，许多中国货的低廉，隐含着扭曲的成本，比如说，有多少企业漠视基本的人文翔，以牺牲劳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换取了高效率？企业的成本中是否包含了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包括了环境和资源成本？

    在现实生活中，低工资低收入也难以长期维持。因为当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工的供给就会出现问题，民工荒就是一例。

    事实上，为增强对外地劳务工的吸引力，深圳已决定大幅调高企业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特区内每月最低工资从610元提高到680元，增幅达13.1%；特区外的宝安、龙岗两区从480元提高到580元，增幅达20.83%。 据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介绍，新标准从今年7月1日起执行。

    而此前，深圳最低工资曾是全国大中城市最高的。但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为解决“招工难”问题，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如上海已调至635元，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等城市也达620元。

    最后要指出的是，“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现象的出现，是民工群体以丧失自己的社会福利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代价的。要知道，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于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不断提升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一个只是由少数人受益的社会不是一个公正的、健康的社会，一个贫富分化过于悬殊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化的社会。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当一个社会不具备必要的经济条件，这时如果强调人人共享的事情，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出现了过于理想化甚至是幻觉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