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遭遇贸易摩擦呈现四特点

    李成钢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贸易摩擦多发期，必须认真处理，而不能任之蔓延。他分析，当前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有四个主要特点：首先，贸易摩擦数量居高不下，强度呈上升趋势。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我国连续１０年成为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国际上每７起贸易争端中就有１起涉及中国。当前，许多进口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采用很多技术性手段作为贸易壁垒，这正好打在我国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的软肋上。除了数量增加，每起贸易摩擦所涉及的金额也在逐渐增加，如果处理不好，杀伤力很大，将直接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形势，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其次，贸易摩擦发生的地域从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扩散。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市场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等地，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２／３，并且今后这些地区仍将是我国的外贸“主战场”，贸易摩擦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推进，贸易摩擦也扩散到我国的新兴市场，如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巴西、南非等国。解决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显著不同于我国与美欧之间的解决方法。对于美欧我们以斗争为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应更多采取“温情主义”的方式，适度照顾对方的困难，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朝合作的方向共同努力。

    第三，贸易摩擦的争执焦点从产品上升到整个产业，直至政策和制度层面。在争端中，对方开始质疑我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与多边贸易规则不符。比如，针对我国产品的低价格，追究考察我国在劳工待遇、社会保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这样的争端解决起来难度越来越大。

    第四，摩擦的直接诱因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今后将呈现出五个趋势：一是纺织品将持续成为贸易摩擦热点。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纺织业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是不会被扼杀的，但是在微观层面上，部分纺织企业可能因为贸易摩擦而遭遇困境。二是国外的限制手段、限制规则将日趋严厉。三是贸易摩擦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就业形势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这一点主要是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业。四是贸易摩擦将会波及政策、体制层面的深层次问题。五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新热点将日趋复杂化。

    李成钢说，贸易摩擦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它是外国对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负反应。国际贸易竞争是残酷的，而我国大量出口的又是竞争性产品，引发摩擦不可避免；进口方面，贸易摩擦增多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有一定关联，我国也开始主动运用规则保护本国产业不受进口商品冲击。此外，我国部分企业的不规范经营是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

    他建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我国应当以创建环境为着力点，妥善应对。加入ＷＴＯ后，我国从观察员变为运动员，应当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争取运用有利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国内，要对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加以疏理和改善，比如劳动者权益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政策等。

    李成钢特别提出，国内企业应当内外兼修、合纵连横，以应对贸易摩擦。在国内“合纵”，即企业应当特别加强内部合作，只有自身团结，才能在国际贸易诉讼中占据主动。为此，不仅企业之间要团结，企业还应当联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并且加强贸易中介组织的建设，形成完善的四级联动机制，在应对外贸摩擦中形成合力。对外则“连横”，我国企业要寻找利益同盟，即将相关产品的外国供应商和销售商等组织起来，共同对外国政府施加影响力。在国际贸易中，部分企业的不规范经营是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例如虚假报关，在客观上帮助外国进口商逃避本国关税，扰乱进口国市场。对此我国企业一定要讲求经营原则，这样在贸易谈判中才不会被对方抓住把柄，否则自身不守法，我国政府也很难理直气壮地为企业说话。

    此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我国企业还须学会合作博弈，善于妥协，在妥协中运用好规则，维护自身的利益，用正确的胜负观运用国际规则。这样才能避免遭遇越来越强的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