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农业信息化生态圈透析(一)
农业产值只占中国GDP的14%,而农业人口却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坎。信息技术助农被人们寄予了殷切期望。随着由农民、农民信息员、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基础供应商、政府构成的农业信息化生态链凸显,问题接踵而来:这是否能够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带来真金白银?
2005年1月6日,中国迎来了13亿人口日,这其中9亿就是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农民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体。农业产值只占中国GDP的14%,而农业人口却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以上。根据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约有7580多万农村人口和2000多万城市人口属于贫困。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坎。
2003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有五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温总理指出的第四个问题依然与农业相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而在前任总理朱 基看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也是他“最头疼的问题”。
信息化被人们誉为“缔造和谐社会的武器”,信息化能否成为拉近城乡差距的重要工具?信息化能否带给农民兄弟更公平的致富机会、受教育机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IT又一次被人们寄予了厚重的期望。
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方瑜是一名在农业信息化领域耕耘数十年的老将。在他眼里,农业信息化早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如何探究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信息化道路,已经成为中国信息化推进工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本报记者多方调查和深入走访后发现,农业信息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民、农民信息员、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基础供应商和政府构成的生态链,生态链中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连田间地头都装上电话的农民兄弟是农业信息化终端的使用者,也是信息化最迫切的需求者;靠着上网这项技能成为村里能人、甚至因此发家致富的农民信息员是农业信息化中知识和技能的传输带;利用信息化,带领一个村甚至一个县的乡亲奔向发家路的龙头企业是农业信息化的榜样;组织大家联合起来,在网上把产品卖到国外的西瓜联盟、长白猪协会把农民拧成一股绳,在农业信息化的大潮中往前冲;给农民朋友送便利的电信运营商、IT设备供应商等各类供应商则给农民兄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日夜牵挂农民百姓的政府更是积极搭建了各种类型的农业信息化合作平台。
生态链生机勃勃,中国式农业信息化模式呼之欲出。
农民:信息化的主人翁
本报记者 刘雨
和城市里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各类花哨广告不同,农村的广告总是朴实而直白。
即便是现在,如果你驱车前往北京郊区,仍然能够在路边农民家的围墙上看见用白灰刷的,诸如“黑母鸡鸡蛋,3元一斤,到李三家买”、“买猪崽到村东头武老大家”一类的信息,村子里的经济信息交换就体现在这里。而经常坐火车的人一定记得,在铁道边的围墙上经常看到“XX 化肥,农民首选”、“XX种子,保你丰收”等广告语,蓝底红字,格外醒目,它们也将农业供求信息传达给了过往的旅客。
不过,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已经无需费力将广告刷到墙上,而是直接将其发布在互联网上,从而跨越了村、县、省的界限,甚至跨出了国界。信息的广为发布,引来众多需求者,为自己的产品谋得了好价钱,同时,他们也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市场最新需求,为下一茬作物找到了买家。
目前在农民中流传着一些顺口溜:“农民不出家,专家请到家”。有的农民说:“过去只知道电脑能指挥卫星上天,现在电脑也能指挥咱种地,也能帮咱卖粮了。”今天的农民正感受着信息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与收益。
平谷唱响一出大戏
“老符农家”、“德才家园”、“老五小院”……在北京平谷区雕窝村的民俗游网站上,每户农民都有自己的家庭主页,正是这个网站,为深山里的小村招揽了大批游客。村民们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游客互动,还可以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学习文明礼仪知识。村民白天忙于接待,夜晚就在网络世界遨游。通过网络,农民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信息化已经融入了村民的生活之中。
一位村民还拿着自己的账本,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我家每年只有两三万的纯收入,上了网后,去年就到了8万多,今年肯定能挣到12万!”一年来,雕窝村仅民俗游纯收入就达16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山村旅游发展的新路。
仅有42户人家的小小雕窝村,有38户人家从事民俗旅游。在雕窝村民俗游的网站上,不仅有每个民俗旅游农户的网上预订系统,还有用各种图片、文字描述的自己家的“绝活”。为了更好地得到市场反馈,网站还特设了满意度调查版块和留言板。通过与游客的网上交流,村民就能及时调整自己经营中存在的不足,还因此留住了超过一半的“回头客”。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38户村民的旅游收入高达85万元,其中,通过网上预订实现收入44万元,占总收入的51.8%。
农民的这些收益,都得益于前年平谷政府的一次投资。2003年9月,平谷区投资70余万元,为这个被重山包围着的小村庄引进了宽带网,进行了网站和其他网络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并为各农户购买了电脑,手把手把对网络一无所知的村民教成了“网上能手”。
在平谷,实现了“校校通”的小学校园可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家长,农民兄弟在这里普及了计算机常识,更了解了许多致富的好门路。令平谷农民骄傲的还有他们的“无线村”,由于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村子里已经能够户户通无线了。
增收有盼头
所谓“三农”问题,一般来讲,可以归纳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句话。而“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事实上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农民收入低。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也是农业信息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信息化让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是农业信息化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温饱之后,纷纷开始寻求致富之路。但是,农村分散的千家万户与农产品市场需求并不紧密的联系影响了农民增收。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是一个个孤立的区域性小市场,市场与市场之间缺乏不间断的信息传递;另一个原因则是农民的交易圈小、信息不灵,无法与外面的市场沟通,所以单个的农户生产经不起大市场风浪的冲击,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当前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农民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就无法从市场获得收益。因此,准确掌握市场信息,为推向市场的农产品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已成为广大农民增收的必然需求。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就一定要抓住农民增收这一主线,重点解决农副产品销售信息不畅的难题。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信息传播系统,农业部门在全国共建立信息采集渠道33条,采集点8000多个,建设了一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数据库。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农业信息系统和市场信息,为农民传播信息,农业信息服务只有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挂钩,与农民的需要结合,农民才能及时从获取的信息中得到实惠,把农产品卖上好价钱。这样的农业信息服务,才是深受农民欢迎的、效果最佳的信息服务。
实惠的信息化
我国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找到适合农村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农业信息化解决办法,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不能大量地、廉价地获取农业信息和知识。农业信息化工作严重滞后,造成城乡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农业信息化要因地制宜、走低成本之路。我国还有一部分农业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农业信息化必须走低成本之路,不能走发达国家大投入、高成本建设信息网络的道路。简易实用、贴近我国农村实际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必须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应用效果。
必须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以最低的成本和农民愿意接受的方式传播农业信息化,在现实情况下,农业信息化完全依靠信息网络铺设延伸到村、到户是不现实的。各地要利用一些成熟的途径,如:广播、电视、农技电话、科技明白纸以及各种培训班等,为农民传播农业信息知识。河北省某县级市政府采用了10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传播农业信息,比如在县电视台开办农业信息专栏、与农技电话相结合发布信息、利用互联网络为农民提供服务、与城市退役的寻呼机网相结合发布信息、与科技进村服务站相结合发布信息、与报刊相结合发布信息、与乡村大集相结合发布信息、自办刊物与简报发布信息、与中介组织相结合发布信息、与乡村板报和小喇叭广播相结合发布信息等,这些方式非常容易被农民接受,是农民获取信息的有效方式。
开发多种终端,为农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政府部门应指导通信、广播终端设备厂家,积极开发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应用广泛的信息终端,利用广播和电信网接收、传递各种农业信息,帮助农民增收。要整合各种资源,根据农民的需求,通过不同的手段将农业、农村信息提供给农民,为他们提供一条龙的配套服务。
“到平谷摘桃去!”已经成为北京人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广西玉林养鸡大户李运福在鸡棚查看养殖信息。
神秘的两口子
农业部信息中心的方瑜主任有些纳闷,为啥在浙江台洲,总是王大首和小琴两个人在网上发布卖树苗的信息?这两个是什么人?他们的树苗产业到底有多大?
还是到浙江台洲调研的同事给方主任带回了答案:王大首和小琴实际上是两口子,家里架着两台电脑。他们家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王大首每天外出联系村里各家各户有什么树苗要卖,回来以后告诉小琴,小琴就分别用两个用户名登录到网上,把信息发布出去。王大首家的两台电脑,一台专门用来发布树苗信息,另一台机器,则被小琴用来每天在网上搜罗各种树苗需求信息,然后由王大首转告有栽培、供应能力的农民。
不仅如此,王大首和小琴夫妇还能够把在网上查到的栽培树苗的知识转告给乡亲们,成了乡亲们活的“教科书”。王大首和小琴的生活方式,就是农业部正在着力发展的“农民信息员”的典型模式。近几年来,农业部已经发展了17万名农民信息员,这些农民信息员并不要求掌握高深的计算机知识,只要会上网,政府就认可。
之所以对农民信息员的要求不很高,是因为农民信息员在农业信息化中的地位实在重要。对于农民来说,村里如果有两三位农民信息员,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了:农民即使不认字也不要紧,只要农民信息员告诉他哪里出了问题就行;农民不会上网也不要紧,因为有农民信息员呢!农民信息员克服了农业信息化要实现户户上网的资金不足和农民互联网知识不足的两大障碍,成为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二传手”。
从国家角度看,虽然可以把光缆铺到村里,但这也只是解决了骨干网的建设,而在农村,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难题。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因为技术上已经有多种成熟的方案,已经变成了实际操作的问题。
对广大农民来说,一方面,信息化能够给他们带来及时的市场信息和丰富的生产知识;但同时对他们而言,电脑、网络这些东西又显得过于神秘。在一些地区,农业信息化的起步、甚至长期运作,都是少数有能力的农民先开始的。他们拥有电脑和网络,能够查找和发布信息,这些人因此成了村里其他农民信息化的一个窗口。后来,有一些地区政府将这些人组织起来,进行正规的培训考核,通过考核后还会发给他们资格证书,证明他们有能力为农民提供信息化服务。这些人就被称为“农村信息员”,他们工作的地方往往被称为农村信息站,被誉为政府与广大农民之间的“二传手”。
在《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延伸和农村信息员队伍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县级农村信息服务站要满足四个要求:有一支健全的信息服务队伍;有突出的信息服务实绩;有一套满足信息收集、处理、发布(上报)需要的设备和相应的场所;有一套完善的信息管理与服务制度。而对于县以下农村信息服务点,则要达到“五个一”标准:有1~2名专职或兼职信息服务人员,有一套组织(队伍)网络,有一套管理和服务制度,有一套设备(如计算机、打印机等),有一条专用电话线,并注册应用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一站通)等信息系统。
楼上和楼下
对于这些信息站、信息员来说,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告诉农民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上网,而是充当农民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一座桥梁。农民收了作物,自然希望找个好买家,卖个好价钱。以前,有的农民会赶着车从乡下赶到城里,夜里也不舍得花钱找旅馆,就把车停在路边旅店的院子里,自己睡在车上,人称睡“光店”。即使如此,当他到达城里的市场时,可能发现自己的农产品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但由于他不知道哪里能卖得更好一些,因此只能贱卖了事,这也就是大家说的“货到地头死”。
而农民信息员就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应该找到有价值的供求信息,提供给本地的农民。“现在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就开始竞价。”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以前,农民有什么要卖的,顶多是口口相传,或者通过刷墙广告来传播,如今有了信息站和信息员,宣传的范围可就广多了。
广西有一家农村小院,总是很热闹,有很多人在进行圣女果的交易。这场面看起来似乎很普通,不过,继续往里走,就会发现这普通背后的秘密。在院子的二楼,院子主人的女儿正在上网。她可不是在论坛灌水或是玩游戏,而是在收集和发布圣女果的供求信息。由于买卖双方都要来这家小院了解信息,因此,大家干脆就把这个院子当成了交易场所。最后,就形成了楼上是农村信息站,楼下是交易市场的格局。有了这种方式,不一定要农村每家都配备电脑才能实现信息化,进一步说,这样的农村信息站不仅能进行信息交互,未来还可能提供更多功能,比如中介服务等。
在福建三明市的一个村子里,人们在县城和村里的信息站都装了计算机,还安装了小摄像头,能实现视频通话。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超前,但当地确实利用这样的手段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农民的果树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来到信息站,向专家咨询,由于双方可以进行实时视频交流,因此专家可以查看病树的叶子,还可以让农民把叶面转一转,从多个角度查看。
到了后来,农民什么事都到这个信息站来问。地方政府发现这个信息站不仅成为农民解决生产问题的宝地,更成为一个绝佳的交流平台。因此,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流,也就变得顺畅多了。
国外也有一些可借鉴的办法。比如在光纤建设并不发达的印度,人们用一种比较“歪”的招数解决了农村地区信息收集和发布的困难。他们在大城市建立了信息站,在各个村也建立了信息站,但在这两级信息站之间,起连接作用的东西,却是长途客车。这些长途客车上都安装有无线网络,当它到达一个村落的时候,建在车站旁边的信息站就会和长途客车上的无线网络连接起来,这样也就能和城市的上级信息站交互,当乘客上下得差不多时,信息交互也基本完成,于是长途客车又驶向下一个村落。
专家指出,中国农民更需要的是具体的指导,包括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这些信息并不一定要每个人亲自上网才能获得,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信息站、信息员的体系将发挥很大作用。
广西省佛子镇农业信息员培训班现场。
云南省南涧县农业网络技术和信息员培训会。
龙头企业: 坐稳跷跷板
本报记者 凌曼文
爱变卦的财神爷
河北乐百氏(丰润)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曾经是丰润许多农民眼中的“财神爷”。为了确保生产出高质奶,在保鲜的同时降低运输成本,乐百氏公司将基地建在奶源丰富的丰润区,在企业带动下,丰润建立了26个百头以上规模的奶牛养殖场,现在基地农户每月平均增收1300多元。
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给乐百氏供奶收入高,当地的先天条件又好,当地许多农民都转向养奶牛,造成原料供大于求的状态。因此,乐百氏集团与农户建立了一种合同订购关系:在基地选择部分品质高、信誉好的农户建立合同订购关系,收购量、收购价格由企业决定,造成契约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不平等还不仅仅这些,在市场交易中,由于市场、产品更新等方面的原因,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下降时,企业会以质量不好为由,变相拒收或减收,造成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变为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市场风险完全落在农户身上。对农民来说,由于进行的都是相对简单的市场交换,从来没有进行过复杂的商业风险判断,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大部分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单一,一旦风险发生,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给财神爷支招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把农民带上小康之路?很多龙头企业就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农民建立了双赢关系,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措施。
正大集团是泰国正大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为了能够从农民手里获得合乎要求而稳定的货源,他们综合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与基地农户建立了密切的产销关系,在仔鸡、饲料、防疫、收购等各个方面实行一体化管理。农民可以到“正大课堂”学习养鸡常识,还可以在网上查询厂家的下一步需求,甚至直接与厂家下定单。现在,基地的农民还学会了上网查资料,预测饲料行业的发展趋势。
在正大的基地,利用信息化手段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大幅降低了沟通培训成本,企业与基地农民通过合同等法律形式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农民成了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不直接面对市场,公司始终按合同收购产品,独立承担市场风险。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丰富商业经验的龙头企业这次和农民坐对了位置,跷跷板稳了。
还有一些龙头企业,对信息化手段的依赖程度更高。上海水产集团公司为了适应大型超市集团连锁经营、统一进货的管理体制,通过整合重组几十个独立小企业,组建了上海水产集团配送中心,形成了与超市连锁经营相匹配的集团公司统一供货的流通体系。在连锁超市的带动下,借助批发市场和配送中心将水产品直接配送进大市场,通过信息化手段把分散的渔民和现代化大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渔业的产业化经营。目前,配送中心的产品已进入500多家超市,配送总额近亿元,利税超过500万元。同时,配送半径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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