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失控 比油价上涨更有威力？

    “如果出现一场流感大爆发，500万到1.5亿人将会丧生。”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大卫纳巴罗（DavidNabarro）博士说。10月中旬出版的《财经》杂志则发出另一个警告：“自2003年底以来，全球比1968年即上一次流感大流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临近危机。”禽流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如果失控世界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威胁，政府部分该如何应对。

    邵颖波《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人的吐沫比鸟的翅膀更可怕

    上一次，SARS期间，公众指责对象是主要是政府的信息传播不充分、不透明。一次疫情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政府在诸多方面的进步，比如信息披露的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比如责任追纠问题，比如疫情的临控问题。比如和国际组织合作的问题。2004年，政府建立了一个覆盖国家、省、地、县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全国监测网络系统。全国93％的县级及以上医院，43％的乡镇卫生院都可以从网上直接报告疫情。可以说这个网已基本实现了全国全面覆盖。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么这一次，该谁进步了呢？

    我认为最该反省的就应该是我们媒体自身了。因为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媒体的责任往往比政府还要大。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借机发泄各种和疫情无并的情绪，表明大家仍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怖的心理状态之下。这种紧张并不全是因为害怕疫情的严重，也不全是因为信息的不充分，而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出现了，那就是信息过多，过滥，过杂，充满了渲染的成分，让人真假难辩。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吓人的标题：大流感前夜？可怕的征兆，预言的兑现，全球的灾难，人类的悲哀，等等不一而足，但因为不敢妄下断言便都打了问号。无论是谁，只要你想谈谈禽流感，尽管来说，只要你有相关的资料（最好是猛料？）尽管提供，新闻媒体高举信息传播自由的幌子行商业竞争之实如今已经形成了惯性。这一次，哼哼，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我们强烈要求政府，要求防疫部门，要求科研人员尽到责任的同时，能不能也想想自己的责任呢？能不能有一说一，没有不说呢？老百姓可以起哄，可以借机发泄点其他情绪，那么媒体呢，它在事实面前就应该保持绝对平和客观的心境。那些在疫情爆发的消息面前感到亢奋并且不能自持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现在，一种普遍的猜测是鸟儿的翅膀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四处传播着病毒，兴许情况真是这样，但是，人的吐沫或许比鸟的翅膀传播的东西更多，速度也更快，后果也可能更严重。

    罗建法《东方企业家》主编助理

    也许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由于控制不力，疾病的蔓延，将很快使医疗成本急剧升高，而随着死亡人数的剧增，将出现全球性的劳动力短缺。另外，由于疾病导致的巨大死亡阴影（死亡几率超过50%的疾病），将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加剧社会危机，乃至引起社会性的崩溃。历史上，黑死病就曾经导致了一些欧洲封建帝国的瓦解，由于控制不力，疾病的蔓延，将很快使医疗成本急剧升高，而随着死亡人数的剧增，将出现全球性的劳动力短缺，致使经济普遍性衰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将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火药桶，造成社会动荡，导致持续的经济衰退，乃至形成恶性循环，陷入衰退——动荡——衰退的怪圈中。

    仇勇《环球企业家》高级编辑

    禽流感考验政府应急处理机制

    “我们惟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在今天，细菌仍然制造出比热武器更为致命的进攻。而恐惧会产生压力，并促使我们行动，使得各种资源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得到集中和运用。但是，由于对疫病控制的手段通常会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不到万不得己，政府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纵观历史，由于我们对疫病的传播采取消极的非理性反应，已经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损失，比如SARS。

    我至今仍记得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就提供对传染病控制这样的纯公共产品来说，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是最差的。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完全透明的信息以利于作出判断，自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以形成相互保护和帮助，以及在危机爆发之前保持高效率的监控和防治。

    剩下的，则是战胜依赖心理，战胜恐惧。

    看了《华尔街日报》上关于禽流感问题的报道，有一篇写到了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一位香港科学家之间的争执：两位中国专家对禽流感风险各执己见，其中有一句点睛之笔：“此次争议凸现中国政府和试图与政府合作、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围绕著政府工作的独立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相当紧张。”

    一旦暴发危机，日常运作的官僚体系和权力结构立刻出现不适应。比如在科学研究方面，日常通过计划、财政拨款和立项而启动的科研体系总是显得效率低下。而来自民间的研究又陷入缺乏信息沟通、得不到资金支持和备受质疑的困境。

    记得在SARS期间，我曾采访过破解SARS基因序列密码的华大基因公司——一家由归国学者组建的民间研究机构，他们就对国内封闭的科研体系予以严厉批评。当SARS在广东出现时，华大基因执行主任汪健试图去医院获得一些病组织标本，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的是，医院对此相当冷淡。最后，利用他自己的关系，才从医院“偷出来”一些病组织标本。尽管他们在最短时间内（38个小时）破解了SARS的基因序列，但仍被国际同行在1个月前展开的研究抢了先。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同样碰到了困难。尽管它们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安排，他们派到广东的两位科学家空手而归，其中一位刚下飞机就因失望而哭泣。后来，它们和华大基因相互交换了病组织样本，才得以最快速度研发出SARS的诊断试剂。因为拿出了成果——尽管是在非常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华大基因后来也拿到了政府的拨款。

    同样的批评还来自于一位艾滋病的治疗专家。她担心在政府高调开始正视艾滋病危险并积极应对时，把专业的医疗行为变成了行政运动。尽管她在国家专门为治疗艾滋病成立的机构里挂了名，但她似乎更愿意利用国际合作组织来推进艾滋病的治疗。

    中国需要更开放更透明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体系。这种开放性能够保证，体制之外的资源和力量能够在应对危机时充分纳入进来，并使得研究成果和信息得以共享。这种体系，必须打破日常条块分割的部门和区域界限，在危机来临时，重新确立行政的流程和权限。这样做，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使得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学者、人士的行动热情得以保护和引导，而非引发对官僚体制的批评。

    背景禽流感失控 大萧条会来吗?

    由禽流感导致的全球性流感大爆发，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话来说已“无可避免”。而其危害猛于非典，影响可能远大于油价上涨，世界经济不堪禽伤，目前全球正在紧锣密鼓地迎击禽流感。中国的态度和行动，不单将影响到13亿人口的生命，也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