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和黄金 为最具升值潜力资产

     滕泰 经济学博士，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二届证券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表作为《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成长》、译著《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演讲集》。

    特约撰稿 滕泰

    从货币税和国际货币税说起货币税也称为铸币税，是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是源于货币创造而获取的财政收入。当货币流通超越国界后，就产生了国际货币税———国际货币税是一国因其发行货币为它国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持有外国货币做储备，就等于向外国政府交纳一种“货币税”或“铸币税”。

    历史上首先受益于国际货币税的国家是英国。虽然由于英镑本身坚持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从而英镑标准建立在黄金标准基础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支付手段(英镑)都有足额的黄金为基础。也就是说，黄金只是一种必要的后备手段和对英国国家信用的补充保证。其他国家持有的超出英国黄金储备的英镑数量，就是英国向这些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

    二战以后，征收国际货币税的特权转移到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虽然以黄金兑换为基础，其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国际货币税的本质，同二战以前的英镑是一样的。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的境外美元发行，在扣除美国向这些持有美元储备国支付的利息之后，都是美国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

    征收国际货币税引发“特里芬”难题为了使美元走出美国境外流通领域，美国必须用其创造的货币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或者到国家投资等方式，货币发行的效用和收益留在美国———这样就必然带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

    因此，才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既然美元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那么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对美元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满足这一需求，美国必须保持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以使美元持续流入外国，但是这又必然导致美元币值的不稳；如果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稳定美元币值，又不能满足国际经济交易对美元的需求，那么世界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

    其实“特里芬难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内货币税和国际货币税的本质区别，是因为美国承担了全球货币创造者和国际货币税征收者的角色，却没有履行类似于国内货币税征收者所履行的公共职责———这既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商业循环，也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财政循环，而是一半商业循环得到的资金变成另一半美国的财政循环。

    因为国际货币税征收权与收益权的不对称，没有发行发放渠道，只有商业购买渠道，即允许美国以本国政府发行的美元货币，白白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服务，但是这必然形成贸易顺差，造成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国际货币税:在原有的因国际贸易需求发行美元的国际货币税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他国家征收美元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税，使持有美元的国家财富减少，而发行美元的国家财富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欧洲一直是全球经济稳定的积极力量，欧元的崛起改变了美元独大的局面，使欧洲区摆脱了美元储备的陷阱，并且随着欧元储备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使欧元区从国际货币税的缴纳者，成为征收者。虽然一个国际货币在全球扩张的早期，“特里芬”难题没有显现，但这改变不了国际货币税征收者货币商业循环与财政循环冲突的本质，欧元未来也将面临同美元一样的两难问题。

    日本经济虽然十几年来一直没有起色，但是在1973年以来日元长期升值过程中，日元的国际化就开始加速，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日元的比例一度达到40％以上。从而使日本在持有巨额美元、作为美元国际货币税的缴纳者的同时，也向日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征收国际货币税。

    就三大主要国际货币的稳定性而言，美元的特里芬难题最严重，因此长期贬值趋势明显；欧元仍然处于国际化的初期和上升阶段，且欧洲的对外贸易不像美国存在如此严重的逆差，因此欧元的特里芬难题还不突出，但是长期不足以作为战略储备资产；日本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该国经济必然长期走下坡路，而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更决定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必然依靠日元贬值来提升竞争力。

    因此，在全球中央银行政治上不能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内在要求。国际货币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如果美国不负责任地扩大国际货币税的征收范围，其他国家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速度来担当这一角色，客观上就迫切要求中国的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来承担这一重任。

    人民币升值与国家战略储备结构变化作为国际货币主导国，美国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生产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当美国需要购买资产的时代，美元高估；当美国需要扩大出口的时候，增加美元投放、本币贬值，可以扩大国际货币税，直接导致美国购买力和财富增加。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经济和国民财富增加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把握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并且通过政治、外交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范围。从长期来看，如同美元在成为国际货币过程中对英镑升值三倍以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资产过程中也曾对美元升值三倍以上一样，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对美元的汇率在2~3年内应该达到1:6，长期必然突破1:4。

    然而，以人民币为核心构筑亚洲货币结算单位，如同以日元为核心构建亚洲货币阶段单位一样，都有一个“硬伤”，就是两国的战略储备资产不合理。任何一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除了本国经济实力的保障之外，必然以多元化的战略储备资产作为本国货币发行的保障。目前欧元区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超过10000吨，美国长期保持8000吨的黄金储备，而中国和日本却仍然以货币从属国的地位各自持有六、七百吨的黄金和8000多亿美元储备———亚洲大国的这种战略储备结构不仅是本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也是亚洲乃至全球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因素。

    如同在一国货币不稳定时，国内投机力量会储备各种商品一样，对全球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国际投机力量对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囤积。然而，黄金才是信用货币真正的对立面，如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以后黄金价格升值10倍以上一样，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天然货币———黄金价格的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