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风波考验 刘永好重审企业社会责任

    2005年，刘永好一定记忆犹新，他带领的新希望集团连续经历了两次天灾人祸的冲击。这两次冲击，让刘永好开始审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经历了抓机遇、做规模这两个发展阶段后，中国企业还应该补上社会责任这一课。”刘永好对《第一财经日报》坦言。

    做土匪，还是做绅士？中国企业家越来越难以逃避这个问题。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夜暴富和90年代的超常扩张。今天，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伦理拷问，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思索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深沉但却很现实的问题。

    猪链球菌风波

    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先后共造成38人死亡，消费者“谈猪肉色变”。有专家指出，此次猪链球菌病疫情的暴发，很可能与添加了抗生素、激素等人工合成添加剂的猪饲料有关。这对于在资阳设有分厂的新希望饲料企业来说，无异于一次对其产品质量的严肃拷问。

    一时间，许多网站、媒体，开始进行对“希望”饲料的“有罪逻辑推理”，而在当时，面对来自公众和舆论的责难，新希望集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8月21日，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疫情评估报告》称，猪群带菌率高达30%~75%，但不一定发病，高温高湿、气候变化、圈舍卫生条件差等应激因子是诱发猪链球菌病的主要因素。这才让新希望集团走出“蒙冤之困”。

    刘永好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猪链球菌风波给新希望集团上了很好一课，企业的发展与外部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企业应该建立专职部门，认真研究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社会责任问题。

    据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教授介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有一个九个人的社会责任部。

    猪链球菌风波让刘永好认识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不断面临着一些未知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极有可能是破坏性的。与其被动地承受突发事件的冲击，不如主动地建立一个预警和防范机制，让企业积极主动地与社会、生态环境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化“灾难”为“机遇”。

    为此，新希望集团已经成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重点关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发展关系。

    它属于集团的战略研究部门，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与公众、环境建立起良好关系。委员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逐步吸纳集团的核心力量，但委员会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兼职。采取以调研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委员会将发挥关键的决策作用，组织并指导相关部门完成应急任务。

    通过这次猪链球菌疫情，发展战略委员会提出新希望集团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动我国家禽与畜牧业的规模养殖。

    调查表明，这次猪链球菌病的所有疫情均发生在农村和地处偏远、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疫情点大都为养殖场地卫生条件差、圈舍通风不良、阴暗潮湿的散养户。而卫生条件相对较好的养殖大户和规模化养殖场未见疫情报告。

    从容应对禽流感

    事隔不久，禽流感袭来，对新希望集团再次带来重大冲击，而这次，刘永好显得比较从容。

    据透露，在禽流感发生前，新希望集团与大量农户签订了家禽购买协议，而由于疫情发生，禽类加工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大幅降低。由于禽流感属于天灾人祸，按照合同法，新希望集团可以享有违约免责权利，但如果违约，将给农户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于是，刘永好决定执行全部购买协议，单这一项就将损失约5000万元。

    此外，新希望集团还将销售饲料让利三分之一给养鸡的农民，帮助他们降低养殖成本，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

    而上次猪链球菌风波积累的经验表明，必须提倡家禽业的规模养殖，有利于科学防范禽流感。事实证明，禽流感疫情大多发生在零星养殖家禽的地区。新希望集团战略委员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续竞争力。”刘永好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做“土匪”，还是做“绅士”？

    有人说，刘永好应对禽流感的一个亿付出，有作秀之嫌。如果不是因为新希望集团的财大气粗，企业早与农户解约以求自保。

    这里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刘永好的一个亿付出是否理性，是否真是为了作秀？第二，换成一个小企业，它们同样会这样做吗？社会责任是否仅是大企业的事情？

    在早期管理学理论里，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企业利润。根据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解释，只要有一个公平、合理和合法的竞争环境，公司可以一方面追求利润，另一方面让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如果套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润的过程中，无意间承担了社会责任。”

    而在中国的现实里，企业竞争并不完全靠的是公平合法的手段，同时，许多企业行为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负的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等。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企业家单纯追求企业利润的外部效应，而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业行为。

    在深圳举行的《北大商业评论》2005年会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提出，“土匪行为”与“绅士行为”是中国企业面对社会责任的两种不同选择。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里，有些中国企业比较类似于“土匪”，具有掠夺性、侵犯性。“土匪行为”不仅表现为恶意延长劳动力工时、恣意钻政策漏洞、违规操作，更大的成分还在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漠视。

    而“绅士行为”是一种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企业伦理。“绅士”同样爱财，但取之有道。有“绅士行为”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追求社会的尊重。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从“土匪行为”向“绅士行为”的“痛苦”转换。刘永好坦言，中国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得不好，但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才真正能够承担社会责任。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王璞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责任，即企业家要遵纪守法，对员工实现承诺，这是每个小企业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崇高责任，企业家要对社会有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

    李新春承认，企业的行为选择与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环境，让国内企业很难高尚起来。要跳出这种环境，难度很大，需要寻找路径依赖。必须借鉴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资源节约、以人为本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指出，中国企业早期的“土匪行为”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扭曲行为，在那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土匪行为”相反帮助了企业的生存。但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更绅士化、更人文化、更现代化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后续竞争能力，企业越早思考并承担社会责任，越能成为长距离竞争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