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建设改善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

    费正清所著《美国与中国》原本是为了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料问世之际立即成为经典。35年间，作者亲自修订了4版，增添了不少内容。他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所作的中美比较看到了不少从中国人的视角难以看到的景象。他说，“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所以很难想象中国农民有多苦，农村有多穷。“据粗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到美国的四倍。”于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耕地历来珍贵。与珍贵的耕地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历来便宜。

    这种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两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技术。美国的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特点是广种薄收。虽然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量低于中国，但是人均产量却高出中国很多倍，以至于农民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交换。而且美国农业所用土地中几乎一半用于放牧，只有40％用于产粮，让美国人能够享受并出口大量肉类和乳制品。

    倘若采用美国式的土地密集型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产品产量早就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以中国农业必须节约土地，代价是大量使用劳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注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只有约2％用于放牧牲畜。”即便如此，土地还是不富裕。农民们大量种植水稻，因为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劳力，水稻的产量能够比小麦高出一倍以上。“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没有其他方法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

    节约土地的代价是投入大量劳力。农民们先把水稻种植在小块的秧田里，并趁机在大田里种植一些杂粮。一个月后，农民收获了杂粮，然后对大田灌水、施肥、犁地，再把水稻秧苗移植到大田里。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千年，被费正清称为“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标准，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勤劳成为中国农业社会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必须传承的习惯。在这里，费正清用“人口压力”给“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勤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于经济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农民的勤劳并不能换来富裕。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代价是必须投入成倍的人力，因此人均产量降得很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投入的劳力越多，人均产量就越低。农民们“微薄的物质收入中至少一半、有时是2／3乃至3／4用于食品。……饭菜里没有什么肉”，更缺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农村的集市贸易从未发达过。“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本主义没有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中诞生，也可以相信人本主义很难成为中国农村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的资源禀赋因人口增长而恶化。据Ｇ·Ｗ·斯金纳估计，“180年人口6千万，875年8千万，1190年1．1亿，1585年2亿，1850年4．25亿。”计划生育确实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是在广大农村很难切实执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预言在这块土地上似乎成为现实。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源自人类本能的生理需要。由于本能是不随时间改变的，所以人口的增长也是会持续的。只有战争、灾荒和瘟疫可以积极抑制人口的增长。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方面反对“情欲不变论”，指出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甚至）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的特殊原因：“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和“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

    事实上，现在农民“超生”的原因既不是因为“不变的情欲”，也不是因为落后的观念和思想，而是因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健全导致家庭依旧发挥着重要得不可或缺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使儿子成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农民的养老保障历来是由“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完成的。所谓“养儿防老”，对多数农村家长来说，女儿迟早是要嫁出去的，靠得住的只有儿子。作为一介农民，只有养了儿子，后半生才有可能有个依靠。除此之外，一些乡村缺乏保护村民权利、调节村民矛盾的机构或者组织，村民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伸张取决于其家庭或者家族的势力，或者男丁的数量。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确实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它以打破家庭的基本功能为代价，需要辅之以相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立足长远、着力于制度建设。若能在建设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和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障农民正当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必将在近期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在长期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