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鱼事件凸显水产业瓶颈:种质缺陷防治滞后
这几天,院士雷霁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上。他希望,这本名为《多宝鱼健康养殖技术指南》的小册子,能使养殖户们科学养殖,不再对多宝鱼用“毒”。
因为多宝鱼,雷霁霖以“多宝鱼之父”身份成为工程院院士,11月15日他还在北京领取了一个科技大奖,但在一天之后,上海就查出多宝鱼含有违禁药物。
从那以后,这位71岁的老人开始听到一连串让他心焦的消息:各地陆续封杀多宝鱼,媒体蜂拥而至,消费者听闻“多宝”色变……在雷霁霖看来,处于危急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产业,“14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来的多宝鱼产业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不少中国水产专家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前河鳗、大黄鱼、甲鱼等特种养殖业,也都因为残毒事件,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从热烈至严寒的过程。
“中国水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雷霁霖说。
用药只是最后的“果”
技术落后与产业发展过快,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这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
学名“大菱鲆”的多宝鱼来自欧洲,由雷霁霖引进中国并探索出工厂化养殖方式。这种有着裙边的扁平鱼类获得“多宝”之名,仅有六七年时间,最初出现在广东的餐桌上时,身价高达四五百元一公斤。
3年前,老刘在北京郊区一个市场卖多宝鱼时,这种鱼的身价已远不如前。而且,从2005年起,他又多了一项开支———若发现多宝鱼“萎靡不振”,他要把一些抗生素碾碎了放到水里。
老刘说自己并不想用药,“买药也要花钱的啊。但是,池子里的鱼一旦病死了,谁给我赔钱啊?”
“养殖户投资是为了盈利。”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所研究员龚小玲说,在养殖多宝鱼时是否会超水体负荷、该不该用大剂量的药品,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按照养殖手册,而是受利益驱使。
在龚小玲看来,养殖户只是整个环节中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环,而造就他们用药之“果”的“前因”,是中国水产业的技术现状与行业发展过快之间的矛盾。
据她介绍,由于遗传、育种理论及方法上研究不足,我国的鱼类育种工作相当落后,许多水产养殖业特别容易遭受病虫害;另一方面,行业发展速度过快,往往超过了对水产养殖病害的研究应对速度。
现实情况是,我国对贝类、藻类的重大病害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对许多大规模暴发的病害缺乏及时有效的预报和控制措施。
“直接面对市场的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上述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在她看来,这一次多宝鱼残毒事件,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而农业部在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多宝鱼毒残原因时,承认了多宝鱼病害增多的突出问题。
“近亲结婚”隐忧
“种质库太小,就好比是人近亲结婚,其下一代必然是孱弱多病的。”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认为多宝鱼病害增多的原因之一是种质退化。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种质退化。”雷霁霖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一个品种在五年内就退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界的物种演变不可能动辄几千年。
他说,“当然,一些不良的养殖环境、不科学的养殖方法会造成多宝鱼表现出一些性状的退化,比如对环境的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但是,这不是说整个品种退化了。”
他承认,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多宝鱼种质资源是2001年的时候,从欧洲购买的几十万尾鱼苗。
也就是说,目前,就是靠5年前引进的这几十万尾鱼苗,支撑着中国年产5万余吨的多宝鱼产业。
而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科外处副处长薛久明认为,多宝鱼自突破人工育苗至今已近10年之久,种质退化已经显现。“与农业1至2年更替一个新品种的速率相比,种质改良进度慢了不少。”
而且,多宝鱼发病率高并不是从最开始就出现的。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鱼类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室主任王印庚说,这种鱼类在2003年前病虫害比较少,而养殖户在暴利驱动之下大量增多后,多宝鱼的发病率也明显提高。
龚小玲解释,种质的改良周期会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健康,“种质库太小,就好比是人近亲结婚,其下一代必然是孱弱多病的。”
尽管不认同多宝鱼出现种质退化,但雷霁霖也承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必然带来残毒———“种质退化了之后,抵抗力下降,就特别容易生病,而养殖户为了保鱼,就只能大量用药。”
“这跟农作物喷洒农药的道理是一样的。”王印庚说。
产业过热致恶性循环
养殖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少,养殖户为了利润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
“短短5年,就形成了年产5万吨的的生产规模。”王印庚的说法印证了龚小玲关于水产行业一哄而上、发展过快的说法。
多宝鱼从1999年就在国内开始养殖,但是2001年前,都只处于推广阶段,餐桌上的天价使得养殖这种鱼成为暴利行业,大量的人加入养殖大军。
“发展过快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龚小玲说,养殖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少,原来一斤鱼几百块钱,现在卖到几块钱,养殖户为了利润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导致养殖环境恶化,病菌越来越多,于是,喂药也越来越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就开始多宝鱼养殖工作,但并未出现过热局面。雷霁霖介绍,已拥有30年养殖经验积累的欧洲,种质资源库、养殖技术、养殖设施都要比中国好,但是多宝鱼的年产量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
雷霁霖曾多次去欧洲考察多宝鱼的养殖情况,那里不管是水温、还是种子、饵料,都有严格的科学标准;从育种到养殖到最后上市,也有一套严格的工艺标准,能实时地对所有鱼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病鱼,可以及时隔离,“每一个环节都很规范,所以鱼很少生病,也就很少用药了。”
而在中国,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配套设施却落在了后面。
单就饵料生产而言,据雷霁霖介绍,目前市场上生产饵料的厂家,有90%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饵料往往本来就含有违禁的添加剂,而且,不好的饲料,再加上不好的环境,鱼会很容易生病,这又导致了养殖户经常用药。”
在龚小玲看来,水产养殖业发展过快,使得国内本身就存在的种质不足等问题更快爆发出来,“比如说1000对亲鱼的卵,本来应该由一个养殖户来养,但是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来养,而且都是他的‘亲属’,近亲结婚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而这时,整个产业就会一落千丈。
对虾与扇贝悲剧
一些发展中国家缺少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类似现象先后出现的重要原因。
产业发展过快的教训,并非多宝鱼独有,此前曾红火一时的对虾、扇贝养殖都曾有过类似经历。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水产品养殖经历过大规模养虾、养贝、养鱼三大阶段。资料显示:1991年我国对虾产量22万多吨,居世界首位。但是1993年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病毒性流行病———白斑病之后,产量一度锐减至4万吨左右。
“病毒感染是水产类养殖无法避免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地方在经过多年养殖同一种水产品之后,特别容易暴发大规模病毒感染。”龚小玲说。
她认为,尽管此次病毒发作并非由对虾的种质直接导致,但是,病毒感染和种质退化之间的确是有联系的:“如果种质库小,长期在一个水域养殖同品种,病毒的抗性会增强,导致以前很有用的一些药物逐渐失效。”
从1997年起,我国山东、辽宁等北方沿海地区,扇贝相继发生大规模死亡。龚小玲介绍,这主要是由种质退化导致的。
资料显示,后来大连的一些养殖户在从俄罗斯引进了新的种质资源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泰国和厄瓜多尔开始使用当地虾种建立新的养殖区,曾分别成为世界最大的草虾和白虾生产国。但是,1999年白斑病的发作也让这两个国家的养虾业风光不再。
龚小玲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往往缺少这种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类似现象先后出现的重要原因。
对虾和扇贝当年的窘境,数年后,几乎在多宝鱼养殖业上被“克隆”。
11月27日下午,农业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目前多宝鱼突出的问题是病害增多,主要原因一是出现种质退化现象,二是部分养殖场不符合生产条件。
疫苗难以取代抗生素
“也许以后疫苗的价格会降下来,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价格还是高于抗生素”。
近几年,人工养殖的水产类几乎都延续着相同的命运———大张旗鼓挺进市场,一路从高档酒家、宾馆游到百姓餐桌,尔后又悄然游出人们的视野。
龚小玲列出的名单里,有河鳗、大黄鱼、甲鱼……她分析,表面上是由于消费者“喜新厌旧”,但背后的一个共同的原因都在于,这些行业缺少种质资源和存在病原威胁,导致养殖户只能“用毒保鱼”,残毒事件频频发生使得消费者失去安全感。
多宝鱼残毒事件发生后,王印庚担任了国家调查组成员,他认为,从养殖户的角度来看,技术滞后会最终导致一个行业的没落:“种质退化到一定程度,养殖户自己会觉得鱼不好养了,就会放弃。”
对于北京一家科研机构近日宣布研制出多宝鱼疫苗,王印庚反应平淡,“实际上,疫苗早就有了,但推广的难度很大。”
2004年,王印庚就带着一个项目组开始追踪多宝鱼病毒,并很快开发出3种疫苗,但是一直没有推广。
他介绍,目前在欧洲,人工养殖的水产业都用疫苗,原因在于人工养殖的鱼少,主要就是三文鱼和多宝鱼,病原体就少,所以用疫苗就能够解决,而中国的人工养殖的鱼种类太多,病原体也多,并且有许多病原体相互感染,“单打一”的疫苗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疫苗的研制总是落后于病原体出现的,因此很难解决全部问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养殖户来说,疫苗并不能取代抗生素,“也许以后疫苗的价格会降下来,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价格还是高于抗生素”。
这些天,雷霁霖不断在威海、青岛等地与当地政府、养殖户座谈,商量下一步规范多宝鱼养殖的问题。
12月4日,雷霁霖在电话里说:“多宝鱼这样不可多得的品种,如果因为这次残毒事件而没落,就太可惜了。”
从11月16日开始,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相继做出了禁售多宝鱼的决定。尽管目前各地已经先后解冻,但是,市场的恢复还尚需等待。(记者 杨继斌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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