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动物疫病出现的原因

     新生动物疫病(Newlyemerginganimaldiseases)包括发生在动物群体内的新型传染病，以及先前已经存在但其发病频率和发病范围快速增加的传染病。根据此概念，新生动物疫病包括了在一个区域内先前不是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问题的传染病。新生动物疫病因其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性而使人们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和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极高的病死率，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新生动物疫病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由动物高密度饲养、不同动物品种混养、动物及其产品的流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造成的。

    1、动物及其产品的流动或运输

    通过动物及其产品的移动，将某种特定的病原携带到易感的动物群，一直是历史上发生动物传染病流行的根源。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大市场得以形成，畜禽及其产品的进出口越来越频繁，从而使得疫病跨国、跨大洲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根据报告的资料，在过去的30多年，非洲猪瘟(Africanswinefever，ASF)通过受感染的猪肉产品在几乎全球范围内流行[2]；1987年，蓝耳病首次在美国出现，1992年大范围播散遍及整个北美和欧洲，1993年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出现本病，1996年我国便发现该病并迅速蔓延到各地；1989年，随着猕猴从菲律宾的引入，埃波拉(Ebola)病毒被引入美国，造成了猴群暴发灾难性埃波拉病毒感染；1993年，在进口动物中，加拿大发现了牛海绵状脑病(BSE)，随后，在多个国家发现的BSE均与进口活体动物及其产品有关；自1993年意大利因进口克罗地亚牛而首次暴发FMD以来，所发生的国内不同区域间和国与国间的流行，大都与活体动物及其产品的流动和运输有关。

    2、病原的重组和变异

    在某种条件下，病原可能发生重组和变异。例如，不同品种畜禽的混合饲养或运输过程中的混载，以及多种疫病并发和继发感染，使得不同病原体在同一宿主细胞内同时增殖的概率大幅度上升，为同种病原的不同血清型或亚型及异种病原间基因的重组创造了条件，进而有可能产生新病原，而且具备对原有的宿主或其它种宿主的致病力；此外，在强大的动物特异性免疫力的作用下，病原有可能发生适应性的变异，以避开宿主免疫力的作用，变异的结果，宿主原有的特异性免疫力减弱甚至缺乏。在人类传染病中，多数学者认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AIDS)的病原即来自猿类祖先，而新近发生的SARS(Sever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病毒也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的重组或变异而产生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在动物传染病中，经对犬细小病毒(Canineparvovirus，CPV)深入的基因分析认为，CPV来自另一种食肉动物的病毒；1996年，犬瘟热病毒(Caninedistempervirus，CDV)在某生态系统中造成狮子死亡率达33%。1997年发生在香港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以及随后在全球的流行和自然宿主范围的大幅度增加，就是病毒经重组、变异，其宿主范围发生了变化的结果[3]。

    3、饲养方式的改变

    BSE的发生与否取决于是否有痒疫因子的存在，1981年，使用了一个生产牛饲料蛋白的可溶性抽提程序，该程序可能使痒疫因子在整个牛饲料蛋白加工过程中存活而进入牛体内，并最终导致BSE的发生；牛分支杆菌在捕获饲养的鹿和麋鹿群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其传播的原因在于同野生动物自然生存状态相比，人为地定点饲养使动物个体间更接近；通过改变野生动物的饲养和生活方式，动物园也为新生动物疫病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有人认为，牛结核和恶性卡它热(Malignantcatarrhalfever，MCF)的出现和再次出现，是在动物园内野生动物聚集区域内，不同种类的偶蹄兽与羚羊相互接近的结果；发生在人类的新生疫病，大肠埃希菌O157∶H7感染，已经成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据分析认为，该人类新生疫病与动物饲养方式特别是动物的高密度饲养有关。

    4、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破坏

    现已认识到，不适当的灌溉工程、水电工程、洪水等，造成了地表污水的聚集，大量的蚊虫在此繁衍、生存，是裂谷热、马委内瑞拉脑炎发生的原因[4]；在南海，由于海豹群的扩张和迁徙路线的改变，麻疹病毒导致了在新的海豹群内发生新生疫病；在前些年的北美洲多处，越冬的野生水禽群发生了新城疫、鸭瘟和禽霍乱流行，这是湿地减少、气候恶化使野生禽群密度增加以及水源污染使野生禽群免疫力下降的共同结果；尼巴病毒原本存在于果蝠身上，而果蝠分布于原始的热带雨林，由于人类不断砍伐热带雨林，使得果蝠失去了栖息地，它们才飞到人类生存的地方；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黄热病病毒原先只是存在于猴子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感染人，如果环境条件严重恶化就很有可能流行。

    5、病原的实验室泄漏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

    生物实验室也可能成为新生动物疫病的根源。1993年夏季，来自南美的人类致死性出血病Sabia病毒的短暂流行，可能出自高度密封的实验室；在澳大利亚，由于田间试验过程中病毒外泄，导致了兔病毒性出血病的广泛流行。1992年，发生在美国Milwaukee的超过40万病例由水介导的钩端螺旋体的流行；1994年秋季，在全美国发生的约25万例由食品介导的沙门菌病的暴发，可能与生物恐怖主义有关[5]；自“9.11”事件以后，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