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专家：家庭仍应是未来农业的经营主体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农村改革也不断推向深入。在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中，农业应如何发展？古老的农业如何走向产业化，实现现代化？

    日前，随全国政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视察团一同视察的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钱克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记者：如何评价目前农村普遍实行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

    钱克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功绩自不待言，它带来的是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农村和农业生产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相对滞后，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格局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局限性已日益明显。每家每户的土地太少，而且还呈现“插花式”分布。在目前这种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农业很难走向现代化。

    记者：许多地方在探索通过土地集中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您作何评价？

    钱克明：土地集中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最直接的方式。即通过流转，将土地的经营权集中到种粮大户或农业公司手中，开展规模化经营，走上产业化道路。这种模式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但这只能是局部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组织形式。

    通过对国际上农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对国内土地人口状况的考量，我认为，主要以这种方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和韩国被国际公认为是典型的小规模农业，但我国目前农业的平均经营规模仅是日本和韩国的1/3，即使再转移出2/3的农村劳动力，也只能达到日韩目前的规模水平。

    此外，过分强调土地集中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探索“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一些地区效果是明显的，公司优势资金注入，劳动效率提高，规模效益显现，农民也能得到实惠。但必须防止公司进入，农户退出的情况。在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大量农民放弃土地，虽然能得到一次性补偿，如果他们不能被吸纳就业，只能靠低保生存，就永远被排斥了发展的机会。总之，主要通过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记者：那么，我国农业未来的经营主体会不会发生改变？

    钱克明：毫无疑问，农户应该始终是经营主体。国际上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有三种基本模式，一是家庭农场，二是合作社，三是农业企业。农户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由农户组成合作社，然后由合作社组建公司。总体来看三种形式应该是相互并存，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尤其是农户，始终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不能被替代的。

    我作出这一判断还基于两点：首先，农业生产活动具有空间大，周期长的特点，这也决定了它的生产监督成本非常高。因此农业生产必须将付出与收益直接挂钩，才能保证生产效率，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生产活动落实到家庭。上世纪 50年代，我们搞集体合作化生产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生产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就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纠正。

    其次，农民应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并充分分享成果。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和保障基础，按在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农民工无法定居城市并与现代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因此不能轻易割裂其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天然联系，除非少部分定居并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才能彻底放弃对土地的依赖。

    记者：能否在既保持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又实现规模化之间找到一条合理的途径？

    钱克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还有一种方式是服务集中。即在保持农户这一基本经营单位的基础上，由农户组成农业协会或者农业服务公司，为每家每户提供统一的生产服务，包括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播种、施肥、打药、收割乃至统一加工、包装、运销。这样不仅农民的耕作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而且可以有力改变千家万户应对千变万化市场的局面，农民联合起来，竞争主体变得强大，谈判和交易能力也得到提升。而且最关键的是，把未来的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留给了农民。

    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对这种方式作了一些探索，村集体或合作是统一组织生产活动，集体购买各种现代化农机，派村里的能人负责各个生产环节，保证每个环节都是村里的最高水平，所产生的费用由村民分摊，应该说效果很好。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存在撂荒现象，您认为应如何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钱克明：关键问题就是要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积极性，对任何新的组织形式或新技术，他们都不会感兴趣，撂荒现象也难以避免。

    我认为我国粮价在一定范围内上涨是合理的，能从客观上真实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对市场价格的合理回归。这不仅不可怕，反而有利于理顺长期以来扭曲的资源价格、改变国民经济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当然，前提是要做好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工作。粮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但如果采取财政补贴措施，代价并不是很大。

    这样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政府再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能不断被激发，粮食生产能力才会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