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集团凌龙:3份内刊与25年青春

     凌龙，男，1962年出生于陕西宝鸡。先后毕业于陕西省农业学校畜牧专业、西北大学党政专业、西部经理学院EMBA总裁班、四川大学EMBA高管班。先后创办了《宝鸡饲料报》、《陕西饲料报》和《希望集团报》，历任宝鸡市饲料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兼《宝鸡饲料报》主编，陕西省饲料厂宣传部部长兼《陕西饲料报》主编，新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助理、东方希望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华西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希望集团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总编、总编，其所创办并主编的《希望集团报》连续荣获“全国企业报刊突出贡献奖”。《希望集团报》现有四个版本，对开彩印，并实行内部市场化发行，自创办以来，已出版400多期，发行总量已超过1亿份，单期最高发行量曾达80万份，刷新了多项企业报纪录。

    先后发表过有关企业管理、科学普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上千篇，并出版过7本相关方面的书籍。

    一、歪打正着

    1984年夏天，我怀揣学校发的派遣证，踌躇满志地到宝鸡市粮食局报到，一展雄风的念头在心中燃烧得像火一般红亮。没想到，第三天，我就被分配到其下属的饲料厂工作。一进门，破旧的办公楼、粗黑的劳动服，还有刺耳的电锯声、浓烈的油漆味，一下子让人喘不起气来。

    原来，这是一个由老旧的粮油加工厂改造的饲料厂，几十个职工，都是从原来的面粉厂退下来的。

    我就要在这儿工作了么？

    住在一间墙壁晃动的房间，用着一张中间有洞的桌子，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里当起了技术员。

    享受着半价或平价的原料政策，但每个月的销量却吓死人--如果按市场价格计算，全部销售收入不够用来发放工资，只是由于享受着半价或平价补贴，才勉强维持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饲料厂当作面粉厂、油脂厂之外的第三种国有粮食企业，并且还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角儿--处理下脚料罢了。没有人跑销售，研究技术成为笑话，工厂开业几年了，马路对对面的人居然不知道这里还有个饲料厂。

    老实说，那时的人老实，没有更多的想法。由于读书是国家出的钱，我下决心在这里为国家做点贡献，还在心里说：没有困难，国家培养你做什么？于是，我除了设计配方，就背起“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绿色挎包，骑着新买的一辆三手自行车，到农户家中做示范、搞培训、跑销售。由于以前的基数小，几个月下来，饲料销量居然成倍地上升。

    销量上升了，需要培训的人更多了，除了养殖户，更需要培训是员工，我觉得，人们的观念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要讲的内容多数是重复的，于是就印成资料，用完了就再印，印数越来越大。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我，只是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一切，根本没有多想。有一次，我的一位叫王松的领导突然对我说：“小凌，你不如办一张报吧，就叫《宝鸡饲料报》！”一句话吓了我一跳，也让我兴奋不已。当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拿出在学校

    办黑板报的底子，与当时公司的团委书记张宝文、饲料分析室主任杨兰萍一起办起了《宝鸡饲料报》。我记得，第一期为16开，铅印，只花了90元钱，却印了1000份。

    报纸发下去之后，企业内外反响不错。就连当时商业部主管饲料工业的领导都知道宝鸡有个《宝鸡饲料报》。当时商业部要在全国办8个样板饲料厂，其中一个就放在了宝鸡，而《宝鸡饲料报》居然成为其决定投资的理由之一。

    受到方方面面的鼓励，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编采稿件上，两个月一期，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二、出乎意料

    1988年开年的一天，在坚持办了3年多《宝鸡饲料报》之后，我意外地被陕西省饲料公司招到了西安，原来陕西省饲料公司、西安市饲料公司打算与宝鸡市饲料公司一起，合办一份《陕西饲料报》，他们邀我来作主编。

    那时一切都不规范，你做了你便是规范。于是，我壮着胆子，将报纸扩大为四开，并由铅印改为胶印。工作关系依然在宝鸡，原来的工资不变，原来的身份不变（几年之后，我的工作关系后来转到了一家研究所），只是每期报纸出版后，公司会多发5元钱的奖金给我。当时工作的热情主要源于责任和热爱，这点额外的奖金，当然也令我充满自豪。

    后来，由于机制和观念的原因，隶属于粮食系统的饲料企业日渐衰落，而农牧系统、乡镇系统、个体私营系统的饲料企业却异军突起。几年下来，原来一枝独秀的粮食系统饲料企业多数一蹶不振，《陕西饲料报》的主办单位也因此变成了陕西省饲料工业协会、陕西省饲料工业办公室和陕西省饲料厂。因此，我随后应当时的陕西省饲料厂厂长王清喜之邀，从宝鸡市饲料公司“停薪留职”，转到了陕西省饲料厂，担任宣传部长，同时兼任《陕西饲料报》主编，这一干又是两年整。

    《陕西饲料报》是当时全国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唯一的一张行业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成立十周年时，要举办一场全国性的饲料知识大赛，当时指定在全国五大饲料刊物上刊登试题，其中其他四个都是全国发行的公开刊物，省级饲料行业报刊中唯一被指定刊登试题的就是《陕西饲料报》。为了打进陕西饲料市场，除了全国各地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企业之外，就连当时日本的味之素也要求在《陕西饲料报》上做宣传。不少饲料用户与生产厂家发生纠纷，也来找我们报道和说理，把我们当成了“党报”。

    更为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同事王辉华、刘宁一起，还探索出了一条行业报刊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路子。我们将全省的饲料骨干企业作为编委会成员，每家企业每年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我们的基本经费，我们也努力为他们提供宣传和服务。几年下来，我们不但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还有了一份不小的资产。这样双赢的机制保证了《陕西饲料报》的健康持续发展。之后，《广东饲料》、《山东饲料》等省级饲料行业内刊也纷纷采用了这一方式。

    应当说，《陕西饲料报》为陕西饲料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全国饲料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三、追随“希望”

    1992年春节过罢，记得是上班第二天，我所在的研究所就组织传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还是念文件，但这次我却听得酣畅淋漓。当时我才28岁，听完后只感到热血沸腾，想冲出去搏一搏的念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有一天，我在与一个同学聊天时得知，他刚刚从四川出差回来，

    并听他无意间谈起“成都新津四个大学生辞职回乡办企业”的故事，正在瞪大眼睛寻找新机会的我眼前为之一亮，立即向同学要了详细地址，当晚便像写情书般地向希望事业创始人（当时为成都希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育新写了一封自荐书。写了撕，撕了又写，到最后只写了不到一页，工整而简单。不是写不多，而是怕写多了人家没有时间看。

    自荐书寄出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回音，信中希望我前去成都面试。我在与最知心的朋友商量之后，便向领导称病，并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悄悄地踏上了南下成都的火车，到成都参加面试。

    面试我的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刘永好总裁。他要我用十分钟时间做自我介绍，由于四川人讲话，“10”与“4”发声相似，由于我是为数不多的外地应聘者，他还怕我听不明白，专门用双手的食指做交叉状。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面试，我不知说什么好，三分钟便说完了。他翻了翻我的小说手稿、科普作品和获奖证书，又抬头看看我，确认我发表作品的笔名和我本人是一个人之后，简短地面试便结束了：我被录用了！

    一个月之后，我在克服了来自单位上上下下、家庭里里外外的重重阻力之后，就像一个下决心与人私奔的女子，不顾一切地再次来到四川，来到新津，来到希望集团当时唯一的一家工厂--新津希望饲料厂，来寻找梦想，来追随希望。

    从陕西来到四川，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县城的郊区，口音、饮食的不适应且不去说，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的斗争依然在心里打架。

    由于面试时出示的那篇发表在《饲料研究》杂志上面的文章--《原料准用证制度》，我被分派到了原料部工作。先是被派到收货组学着识别各种饲料原料，一周之后才被调回原料部工作。老实说，我要是在做生意方面的天赋稍微好一点，就会一直留在那里，做一个平庸的原料员。但跑了几次生意下来，不要说别人，我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对那些饲料原料，还有琢磨不定的价格，我看见了直犯头痛。

    当时的原料部每年的出入量达10多万吨，经手的资金更是高达数亿元，而原料部总共连我这个新来的实习者在内只有4个人。要知道，在每月只销几百吨饲料的国有企业，原料部起码也有7、8个人，这让我初步见识了私营企业的不同之处。由于商誉特别好，这里的原料都是供货商源源不断地送上门的，而且价格并不高，而国有企业是到处去采购，价格还高得离谱，其中的区别可想而知。

    闲话少说，我们言归正传。

    失去继续干下去的信心以后，我就在考虑如何是好了。记得来之前爱人曾说：“去干不成，回来你也就死心了，要不然，你老是不甘心！”但毕竟还是下不了再回去的决心，出来了，这样回去不是我的性格。就这样，我在矛盾之中一天天地煎熬着。

    有一天，我偶尔在桌子上看到一本希望饲料的宣传册，信手一翻，里边错漏不少。由于习惯于搞文字工作，就顺手拿起笔修改了起来，我用彩笔在上面划出了几十个问题。就在我快修改完毕时，陈育新总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我虽然知道他就是当时已经名震大西南的陈育新总经理，但并没有正面接触过。只是我发现，他虽然已经是大富翁了，却时常坐三轮车来上班，有时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又抱着双手在厂内巡视，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还喜欢穷根究底。认真、务实、精明、严肃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他看见我在修改东西，顺手拿起来翻看了一会儿。翻着翻着，我发现他眉头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问了问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便将修改过的宣传册拿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但第二天，原料部经理却莫名其妙地让我给几个原料供应商写回信。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我连草稿都没有打，不过半个多小时，几封回信就搞定了。写完后我要去邮寄，他说不用了，却只见他拿着我写好的信去了隔壁陈育新总经理的办公室。第三天，我被调到了陈育新总经理的办公室工作。

    从此，新津希望饲料厂的院子里就多了一个让外人看来挺神秘的黑脸（我皮肤较黑）男性秘书。再后来，我提议创办《希望饲料报》（《希望集团报》的前身），陈育新总经理第三天就同意了。在他的信任和鼓励下，我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办出了第一期《希望饲料报》。当我在工作当中找到了位置、找到了快乐的时候，我也便找到了事业的起点。

    如今，18年过去了，伴随着希望集团由几百人到几万人、公司由一个到几百个的发展，《希望集团报》也已经出版400多期，发行总量超过一亿份，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版面最多（下辖4个编辑部）的企业报了，在整个集团的企业经营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让我始料未及。

    我曾经修改过无数的稿子，但这一次却“修改”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竟与希望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一干就是18年，从《希望饲料报》编辑部主任做起，一直做到《希望集团报》执行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其间有无数的故事可以回味，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全，有因做出一期精彩的报纸而自豪得难以自持的喜悦，有因错掉一个关键字而烧掉10万份报纸的痛彻心扉，有因要赶领导出席会议而彻夜守候在印刷机旁的辛苦，有因一个人搬运一卡车报纸的劳累……

    至今我还是陈育新总经理的企业文化与新闻中心主任，并且依然主管着《希望集团报》及其子报，而且乐此不疲。

    如今，企业报刊已经成为传媒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当初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已经成了亿万富豪，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这里苦中有乐、失中有得，这也算是我对自己25年青春一个无悔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