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常委刘汉元：建议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全面关注热点问题

刘汉元常委“两会”期间以提案和大会发言形式积极阐释热点问题

    本网讯 在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分别就 “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撑我国和平崛起”、“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引导消费观念 转变消费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升级转型”、“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并纳入‘十二五’规划”等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3月3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媒体见面会,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回答记者提问

    一、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撑我国和平崛起

    刘汉元常委谈到，2010年，我国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以近39.8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和平崛起势不可挡，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多级化趋势下，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强劲势头，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世界性秩序重构，已让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度警惕，并以气候、环境、汇率、资源等各种全球性问题，质疑和渲染中国军事、政治、能源、粮食、人口等各种威胁，给我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带来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上，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以二氧化碳排放为由，带头向中国发难，并以此作为钳制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激化国家间矛盾的重要武器。2011年初，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美国虽是一个霸权，但它却是柔和的，然而当中国强大时，当我们做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时，他们就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如果我们不高兴呢？你知道那只是让几百万人不高兴而已。”英国女王此间也指出，“中国的崛起令人惊叹，但西方社会不清楚的是，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崛起？中国崛起之后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类似这些疑问，典型地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高度警惕和普遍长期担心。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必然相伴能源消耗增长,我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需迫切解决能源问题，以及自身的安全供应和安全生产问题；也比任何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国家责任和国际道义压力。中国如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能源需求解决方案，要么未来20年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么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道义形象不可持续，更不能让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从内部看，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发展临界点，2010年煤炭净进口达1.46亿吨，煤炭消耗总量达30亿吨；未来15-20年，如果我国GDP再翻两番，将消耗相当于今天近3倍的煤炭量，达到近100亿吨；而作为能源结构中占比近20%、增长最快的石油，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总量为4.49亿吨，其中进口2.39亿吨，进口依存度达55%，不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耗国。逐年攀升的巨量煤炭消耗、过高的原油进口依存度，事关我国及全世界、全人类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问题已刻不容缓，能源的可持续问题，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必须回答的首要战略问题。

    对此，刘汉元说，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化石能源消耗过程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使气候不断恶化，进而引起地球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全球来看，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较工业革命前后上升了近40%，从约280ppm上升到了约390ppm，并到达几十、上百万年来的最高值。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如此速度上升，未来50-100年时间里，全球气温将可能产生大范围波动，人类未来发展将面临重大生存危机，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去验证其是否一定到来，但任由这种效应的持续推进，我们生存的环境将遭遇重大威胁。

    所以，他认为，无论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还是从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平崛起的内在要求出发，我国都需要坚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决心，寻找并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根本性地解决我国及世界能源危机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这对于人均资源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迅速攀升的我国来讲，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安全意义。面对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以及由此延伸到国家形象塑造、大国道义坚守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需要与世界各国一道，抢抓时代机遇，全力抢占太阳能光伏产业这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真正把新能源产业的动力释放出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光伏产业必将以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规模，成为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也必将推动我国率先迈入清洁能源时代，确保我国能源战略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治久安，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就有了重要支撑和途径。

媒体见面会现场

    刘汉元常委还提到近3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相当于444.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幅5.5%，新世纪以来的10年，年均增速更达9.1%，2010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达32.5亿吨标准煤，而每年全球消耗能源新增部分，我国占近四分之三，巨大的能源需求与我国有限的能源开采已形成尖锐矛盾。实际上，我国无论是开发大西部，还是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很长时间都面临了诸多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的瓶颈，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烈，是全球太阳能辐射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如果利用我国光热资源最丰富的西北部国土的1%，即约1亿亩包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和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等我国西北部土地来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就可以实现50亿吨到62.5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开发，相当于目前我国能源使用量的2倍左右，我国就基本能够解决未来的全部能源问题，就可以形成中国和平崛起的永续来源供应基地。从原理的角度，从科研的角度，从一个新兴产业展望的角度，这种实施途径的可行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可达99%，这就需要我国在新能源发展问题上敢于打破旧观念，进一步实现政策制度的大胆革新，并超常规大步前进。

    最后，他指出，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化、国际社会不断指责中国的今天，按照国际的发展期望和准则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加大投入，加快速度，大力发展以太阳能光伏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不仅对国家能源部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大贡献，还能充分体现我们的泱泱大国风范，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全球大国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感，也能让多数国家意识到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的分量和地位。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秩序尊重的基础上，向世界清楚地展示我们未来的发展期望和战略定位，展示中国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包括对别国的态度，对世界财富分配的态度，尤其对全球环境的态度，与人为善，与国家、世界和人类为善。这样的中国，它的强大才不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个威胁；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内部凝聚民心，外部凝聚支持的力量，有利于营造我国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我们只有在对外战略调整中，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意识和全球胸怀，与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共同创造互利共荣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生态，这才符合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战略，从而真正让世界从内心感受和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最终普遍欢迎、接受和容纳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并纳入“十二五”规划

    刘汉元常委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主要产业整体素质和大中型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行业分类的三十多个大类中，有半数以上的行业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大国”，质量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产品、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基础逐步健全，质量意识已在全社会基本普及，“质量第一”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质量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质量宏观监管与社会监督机制初步形成，质量宣传、质量教育、质量普及深入人心；公众质量意识和维权意识逐年提高，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还滞后于经济规模的增长，主要原因是企业提升质量的内在动力不足，自主创新和品牌创建能力不强。英国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且前100位榜上无名，原创性技术不多，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较大，环境污染、质量安全等问题时有发生，制约质量创新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保障质量安全、提升质量水平已成为我国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紧迫任务。

    他说，在现代国际经济发展史上，质量在大国崛起中扮演着重大推进作用。上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使德国制造业在战后迅速崛起，在全球确立了“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打造出奔驰、宝马、西门子等一大批世界级“德国制造”知名品牌；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主导实施了“质量救国”战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使得日本产品凭借质量优势大举进入欧美和全球市场，正如世界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所评价的：“日本的经济振兴是一次成功的质量革命”；而美国近200年的强国之路，也始终伴随着质量理论的创新和质量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美国企业称雄全球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为应对日本挑战，出台《质量振兴法案》，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在一系列提升质量水平、加强质量创新措施的作用下，美国在多个产业领域重夺世界第一宝座，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中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解决发展速度的同时，必须解决发展质量的问题，必须把质量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尤其我国正处在加快结构升级转型、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充分地反映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毫无疑问将成为我们又好又快、好字当头的重中之重。

    同时，他还指出，《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实施十五年以来，我国已具备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基础条件，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品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将进一步加快。虽然我们的产品在数量上占了全世界的很大份额，但是常常给人一种廉价、质量一般甚至质量不太好的形象，产品附加值不高、品种不多、质量不全，尤其是随着货币升值、人工成本的逐渐上升，继续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必须以质量取胜，实现由量到质的根本变化，真正提升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影响和经济价值。我国出口减少了怎么办，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来弥补，增加附加价值靠品牌，品牌本质上除了营销，根本上还得靠内在质量和口碑。所以，我国产品必须以质量赢得市场、以质量占有市场，营造良好品牌形象，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我国出口的战略转型。因此，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向质量大国和价值大国，甚至跻身世界质量强国之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刘汉元常委建议国家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尽快纳入“十二五”规划。刘汉元常委具体建议：

    1、建议国家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纳入“十二五”规划。把质量强国作为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国家战略来实施，同时抓紧颁布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建立健全质量管理的方针政策、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制度标准等，设立“国家质量奖”，从国家层面去引导、强化、动员全社会以世界先进质量水平为目标，加快提升我国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的总体水平，使我国产品、产业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备更强优势，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2、以“质量强国”战略促进我国出口升级转型。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为贫乏的大国来讲，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长期靠大量输出低端、廉价、低附加值商品来赚取微薄利润的发展方式，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尤其是随着货币升值、人工成本逐渐上升，我国出口将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出口减少了怎么办，必须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来弥补，而附加值增加，本质上靠产品内在质量和口碑。所以，我国必须以“质量强国”战略来引导国内产业向现代化、精细化方向升级换代，促进我国出口升级转型。

    3、强化全社会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意识。全国一些地区的建材、建设、装修等，三天修、两天拆、天天补，既有纯粹的产品质量问题，也有掺假使假的社会诚信问题，这既是对生命、对别人劳动、对自我价值的不尊重，更是对社会成本和资源的不尊重。我们必须提高全民质量观念和意识，真正让建设的每座桥梁、每间房屋、每条道路，让消耗的每分财富、每滴能源、每块GDP，在足够长时间内产生足够价值、带来足够回报，真正为人民、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好务；要真正引导全社会将安全为先作为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将诚信至上作为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把创新驱动作为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以质取胜作为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强化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充分引导和促进各行各业思质量之举、谋质量之策，努力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

    三、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刘汉元常委谈到，城镇化水平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全国设市的城市已达到655个，建制镇已达1.92万个，我国城市化率2010年突破50%的分水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城镇化步入了新的发展台阶。尤其是作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我国在全国多个省市、多个区域先后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试点，在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有大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一线、二线城市，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远超过其可容纳的限度，加上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了就医难、上学难、交通难、住房难等系列问题，不仅大幅拉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指数，还累积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和矛盾冲突，很多城市人口饱和、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已非常突出，其接纳新增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已很有限，无法在短期内吸收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居住和生活。

    他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且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人口的安置、转化、吸收十分困难。尽管过去几年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围绕“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加大“三农”、“五农”财政投入等，对农村减负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相对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0年，我国农村地区固定资产投资3.67万亿元，仅为城镇24.14万亿元的15.2%，比2009年反而下降了0.6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我国城乡统筹经过多年的试点，尚未真正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发展模式，能在全国各地推广、复制的试点成果还较为有限，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开倒车、走历史老路的倾向。比如多年来已经逐渐淡化并逐步退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本轮房价调控中却成为限制购房的关键措施，非本市户籍的农村人口被挤出在城市购房安居的大门，他们无法参与、无法分享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城乡差距和剪刀差被以此方式人为地扩大和强化。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滞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人们参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比重较低，建设速度不够快，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试点遇到了新的发展瓶颈，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以更新的思维、更大的力度去破解，以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工作又好又快地推进。

    刘汉元说，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作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重要引导指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大多数城市建设几乎都沿用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城市与城市之间缺乏差异化，各自的地域特色和区域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有必要把农村城镇作为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建设和发展，与所在区域的大中城市实现功能配套，在交通、工业、信息、科技、环保、物流、新能源等各个方面高度协调，充分互动，实现产业互补、功能各异、定位有别、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最终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集镇和谐协调发展。同时，通过合理引导，适当时候敞开大门，欢迎大家进城，引导农村剩余人口向中心城市、卫星城市、集镇的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促进耕地集约化，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真正实现现代农业的集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将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互补互融，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消除二元结构的不平衡，也才能使中国的农业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为未来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一种规模上和质量上的保证。

    同时，他分析指出，虽然目前各级政府为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和投入，但总体来说力度还不够，需要逐步改变目前简单、粗放、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控制、压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真正将农民的身份转变为市民，并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各项福利待遇。同时针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人口，在引导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转移，为农村城镇化匹配相应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源的同时，要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所在城镇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交通、电力、饮水等与当地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民权等关键领域，并在合理的集镇规划、改造和建设中，为农村直接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生态生活环境，建设产业带，实施多个方面的服务项目改善，最终让农民不搬家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化生活。

    最后，他还认为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仅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投入不现实，目前大多数农村城镇的总体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产业发展普遍规模小、链条短、水平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难以促进基础设施的有效投入和人、财、物等各种要素的充分聚集，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因此，刘汉元常委提出必须立足本地优势条件，注重发展城乡关联产业，培育农村特色产业，打造一条或多条链接城与乡、工与农之间的产业链，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谁也离不开谁，从而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市场与当地城镇化建设相联系；把城镇市场与中心城市的大市场相联系；把个体经营的小产业与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产业相联系；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与国内外大流通相联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自主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同时，所在地政府要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龙头企业、经营者形成产业集中区，在壮大城镇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反哺效应。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总数达20多万个，其中龙头企业8万多家，提供的农产品加工产品，占市场供应总量的1/3以上，涉及领域包括种植、畜牧、加工、水产、旅游、运输、建筑等众多产业，其中一个龙头企业就足以带动地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从而建立起农村城镇建设中的产业集群优势，提高区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真正从区域经济发展上，支撑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引导消费观念转变消费模式 促进我国经济升级转型

    刘汉元常委谈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45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8.4%，增长速度稳步加快。同时，国民消费素质逐步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消费者的需求层次也显著提高，消费观念全面更新，消费理性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国民消费正由温饱型、传统型向小康型、现代型积极转变。但受过去若干年发展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国民在消费观念，尤其消费模式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引导、改进和转变。

    他说，二三十年前，由于长时间处于物质相对短缺的时代，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制约，不可预期的生存状态使国民形成了以节俭、积累为核心的消费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有的传统消费观念，代之以注重消费效益、强调消费带来的精神满足等新的消费观。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通信及电子产品、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车等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信贷消费、个性消费等逐渐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念。但相对西方成熟的消费观，我国消费者还缺乏权益保护意识和消费法律观念，面对毒大米、地沟油、黑心棉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很少有人会想到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人口平均消费投诉次数仅为美国同期的1/8。此外，很多消费者往往出于攀比心理而非实际需要，非理性地盲目消费和乱消费，据公开数据，目前全国餐馆每年要倒掉近2亿人一年的口粮，餐饮浪费金额超过1000亿元；一些消费者为了面子去消费远高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商品，以汽车为例，在欧洲60%以上是小型车，家庭轿车排量多在0.8-1.3升之间，而我国多为1.6升以上。

    同时，他也指出，过去10年，我国GDP保持近10%的年均增幅，税收年均增长更是超过20%，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仅7%左右。以2010年为例，我国GDP增长10.3%，税收增长达23%，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后仅为7.8%，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尤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6000元。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已降至38.83%，比1978年的48.79%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远低于全球61.5%的平均水平，比美国低一半，比中等收入国家57.5%的平均水平也低近20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占全球的20%，而国民消费总量仅占世界的4%左右。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差距也在逐年拉大，2010年国民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已达86.5%，而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仅13.5%。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方面的投入极为有限，2010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仅为29.33%，与国外人均GDP 3000-5000美元之间的同等收入国家相比，要低近20个百分点。失业、养老、医疗尤其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感到未来的不确定，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开始重归保守。

    为此，刘汉元常委首先建议加强观念引导教育，提升国民整体消费素质。他说，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消费引导和教育较为滞后，国内消费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观念、消费技能、消费方式和消费自制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消费素质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引导建立和完善学校消费教育体制，尤其是将国民消费引导和消费教育放在与法制、安全、国防教育的同等位置，按照不同要求，纳入大、中、小学学生教育大纲和成人教育大纲，并进一步融入普通国民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编写适应不同年龄阶段学生使用的国民消费教育教材，编写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理性消费、合理消费，以及消费维权的国民消费教育指南；以各地消委会分会、消费者投诉站、12315联络站、行政调解站等为组织基础，利用其现有资源，通过必要的财政投入，加快由政府工商部门、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国民消费观念引导、教育等专业基地的建设，并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设项目，由这些基地承担有关消费问题的专业、科学研究，同时加强消费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引导企业、家庭和社区开展消费观念的引导和教育普及工作，最终为促进国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模式的升级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刘汉元常委认为必须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除国民消费后顾之忧。他谈到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让老百姓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下，加大储蓄力度，依靠自身收入来应对失业、养老、医疗、意外等各种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减少消费、减缓消费，甚至不消费。几十年来，我国国民已形成了根深蒂固、十分保守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意愿逐年降低，国民收入、支出和储蓄之间一直难以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所以，“十二五”期间，国家有必要采取减税、退税等措施，推动制定国民收入常态增长计划，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企业和社会也要逐渐提高人力资源的消费成本。过去我们人力资源丰富，人多找不到事情做，现在是社会需求和人力资源供给实现基本平衡，人力消费成本自然会逐渐提升。当然，一部分低端劳动者待遇也会补偿性地追上来，逐渐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还要强化对各种社会长效保障体系的投入、建设和完善，从而减轻乃至解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和前提，让国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正确消费，从而促进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转型，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最后刘汉元常委还建议加快政策措施制定，让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升级转型。他指出，几十年来，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最大一架马车一直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事实上，作为我国这样一个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讲，更为科学的顺序应该是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应充分发挥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正向拉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由“外”向“内”的升级转型。在美欧的消费普遍低迷之际，长期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为贫乏的大国来讲，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大量输出低端、廉价商品赚取微薄利润的发展方式，将难以长期维持，我国内需市场必须尽快发挥积极的平衡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力量。尤其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时间，内需的提升和拉动，将是一个维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后劲的必然要求，因此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到一次收入、二次收入分配，以及舆论引导上，要能够服务于、服从于这种管理导向的要求，真正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完成居民消费模式转变和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过程，这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闻背景链接：

    1、鸡蛋壳与地壳之间的对比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像老鼠挖洞一样对煤炭等化石能源滥开滥采，导致地表千疮百孔，对整个地壳的稳定形成无法预估的隐患。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鸡蛋，那么可以这样来一一对应：蛋黄对应地核、蛋白对应地幔、蛋壳对应地壳。一般蛋壳厚度约为0.4毫米，是一般鸡蛋直径6厘米的0.67%，而地壳的平均厚度为17公里，是地球直径12756公里的0.13%，比较而言，地壳相对地球的厚度仅为蛋壳相对鸡蛋的厚度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地壳比脆弱的鸡蛋壳还要脆弱五倍。人类目前就在这个相对厚度仅有鸡蛋壳五分之一的地壳中到处挖洞，开发化石能源，鸡蛋壳碎裂流出的是蛋清，而地壳的破碎则会流出熔岩，人类将因为在地壳上开挖的千疮百孔面临严重的地质危机和恶劣的生存环境。

    2、我国单位国土面积财富输出的价值比较

    目前，中国已处于一个发展的特别临界点，即未来10年经济增长要翻一番。该目标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总量，相当于过去60年的发展效果。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未来1年的经济增量就需要达到过去平均6年的增长效果。经济增长如此，相伴的能源增长也必须如此，否则无法支撑这样巨大的增长压力。因此，无论从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还是从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中国都需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心——根本性地解决能源危机问题，特别是能源在清洁、永续、经济等前提下的可持续问题。而应对未来巨大的能源需求，全球共识是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世界各国也正在积极抢抓时代机遇，以全力抢占这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地球的太阳辐射能资源分布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纬度，二是气候。纬度决定了日照时间，也影响辐射强度；气候则主要影响日照强度。我国在这两个因素上具有重要优势，具有大量可以高效发展太阳能电池的国土资源。约占60%国土面积（近600万平方公里）的西北部，是全球太阳能辐射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漠，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北部相当，居世界第二位，太阳年辐射总量为每平米1512-1860kwh（1512kwh/m2/a-1860kwh/m2/a），相当于每亩国土面积年辐射量为100.9万kwh-142.5万kwh。如果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为15%，并以这些国土每年日照时间为2000小时计算，每年每亩国土的太阳能就可以得到15.1万kwh到18.6万kwh的电能（平均值相当于16.85万kwh），这就相当于50-62.5吨标准煤的发电效果。这是针对太阳辐射较强的西北部地区进行的核算。如果考虑诸如西南、华东、华南等中国太阳辐射相对较弱的3类、4类地区，以及考虑西藏、新疆等太阳辐射特别强的地区，我国国土面积每年每亩所获得的电能基本可以处于10-20万度的这样一个宽幅电量水平区间。从货币角度考虑，如果电价以每度0.5元标准计算，则相当于1亩土地可以创造5-10万人民币左右的财富；如果电价以1元标准计算，则1亩土地可以创造10-20万人民币左右的财富。而目前1亩土地每年仅可以创造相当于平均0.3吨粮食当量（18亿亩耕地生产550亿吨粮食）的财富价值，以每吨粮食500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1亩土地直接创造财富价值1500元。这样对比，1亩土地用来进行太阳能发电，土地的价值就远远高于通过生产粮食产品获得的财富，二者之间是33-133倍左右的巨大财富差异。

    也就是说，太阳能电池绝对能量的获得，是我国国土光合作用平均能量获得效果的33-133倍。如果考虑不同品质的能量差异产生的效果影响，这个结果甚至可以说达到150倍的差异。不同品质土地的光合作用效果的差别很大，用于种粮食的耕地，其光合作用效率相对较高。目前许多种粮食土地的表观光合作用效果在1%-2%之间，按中国粮食目前的平均亩产0.3吨算，光合作用平均效率约为1.2%左右，即使如此，这也仅是太阳能光伏能量效率的十二分之一，如果考虑电能与植物能源的能量品质的不同，太阳能光伏发电得到的能量，大约是我国粮食亩产量所获能量效率的35倍。即使亩产高达1000斤的土地，其光合作用的效率也仅为1.9%，这仍远低于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但是，我国这种高产土地仅占18亿亩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仅为中国国土面积的6%。其余70%左右耕地的平均亩产量仅是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左右，这部分土地的粮食光合作用就仅为0.6%左右，约为太阳能电池能量转换率的4%，而这部分土地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2%左右。

    即使考虑加上秸秆光合作用固化的能量，土地大致光合作用的效率也仅能增加1倍左右。而且，上述光合作用是一个非自然的效果，土地产品还需考虑大量化石能源的作用，比如化肥、农药、灌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作用，以及不计算在这些投入品及其劳动成本，中国粮食平均亩产量就只略微多于现在亩产量的三分之一，约为每亩0.12吨。这样算下来，光合作用效率就仅约为0.5%。加上秸秆，土地（耕地）在自然状态下的光合作用就大约是1%，仅为太阳能电池的十五分之一。如果考虑能量的品质问题，太阳能电池就相当于粮食在自然状态下45倍的能量转换效果，土地的财富输出价值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结果。另外，还需指出的是，粮食产品中C4类作物如玉米、大豆、高粱等，由于其特殊生物机制，主要是生物生长期间基本不消耗光合作用合成的能量，其光合作用效率大约高于小麦、水稻等C3类作物20-30%。当然，生物产品的品质也有重要差异，即同样的土地，如果生产C4类作物，产量要高于C3类作物20-30%。

    如果我国利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1%，即约1亿亩国土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就可以实现50亿吨到62.5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开发，相当于目前中国能源使用量的1倍左右。也就是说，仅需要1亿亩包括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内蒙，或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等中国西北部土地来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中国就基本能够解决未来的全部能源问题，相当于提供目前发达国家人均使用的能源总量——人均5-6吨标准煤。在中国单位土地太阳能辐射总量最低的西南地区，即使每亩土地能够得到的太阳能平均比西北部地区少三分之一，平均每亩土地也能得到约11万kwh的电能，从单位面积的财富输出价值角度讲，每亩土地的转换效果也将近约35倍的价值差异。特别是我国太阳辐射最强的新疆、西藏以及内蒙部分地区，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1%，这已是一个巨大的太阳光伏能量资源带，具有太阳能电池开发的重要优势。而如果利用土地生产植物能源，即使中国18亿亩耕地全部的土地都用于供应能源利用，也仅能提供30亿吨左右的标准煤当量的能源。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未来利用国土发展太阳能电池的绝对优势和重大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坚信，未来的新能源革命的根本方向必须是太阳能电池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在未来的太阳能电池时代，我们必须对单位面积土地的财富输出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估。过去是用粮食产量来衡量土地的价值，而未来，将是用太阳能光伏转换效率来衡量土地的财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