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市场十年的变迁见证

    新千年前十年即将成为历史。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甚至具体到一个行业的发展，却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养猪市埸在新千年的十年中就是如此。做为见证者，本老倌站在一个一线生产者的角度，试图就养猪市场十年的变迁，从养猪的生产结构、市场环境和价格等各元素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一、养猪生产格局的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专业户养猪模式，经过九十年代，到2006年大概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通过不断的大浪淘沙，演绎着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模式。此时由专业户生产的生猪产品，已经超过全国生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在一些养猪业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生猪生产领域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

    2006年的“猪灾”虽然由多种因素引发，但也暴露了“专业户”模式的先天不足。一是资金实力不足，经不起风浪，一场猪灾就让不少专业户轰然倒下。二是防疫意识淡漠，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导致在较大的疫病面前措手不及。三是养殖管理技术薄弱，导至饲料利用率不高，从而推高了养殖成本，降低了赢利能力。因此导致的“07猪价风波”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强调鼓励规模养殖。凭心而论，这种思维方向引导无可指责，但操作上的失误相信政府最终也会有所反省。

    政府从07年开始实行鼓励扶持规模养殖至今已过去三年，三年中，表面上的规模化养殖的确有了较快的发展。（虽然规模养殖的定义没有明显的界限，本老倌私自的定义为：年出栏五百头以下，家庭劳动力两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仍可视为专业户养猪。自繁自养年出栏五百头以上，外购小猪的年出栏一千头以上，即家庭劳动力无法全部完成所有工作，即可归为规模养殖。其中年出栏三千头以下的算小规模猪场，三千至一万头算中等规模猪场，一万头以上的即可算大型规模猪场。）但要实现真正的规模化养殖，还任重而道远。记得本老倌在08年的一篇博文中曾预言，真正的规模化养猪主导整个养猪行业，预计要二十年左右才能实现。

    那么目前的养猪业生产格局，应当算是散养、专业户养殖、规模养殖并存的局面，但又以专业户养殖和中小规模猪场养殖占主导地位。其中散养又以母猪养殖为主，专业户和小规模猪场以供应本地区市场为主，而大型养猪场和养猪企业，即是大城市和肉类加工企业的主要货源供应来源。

    二、市场环境的变化

    所谓市场环境，在这里主要指社会的消费能力（即市场容量）

    外部市场（进出口）影响、市场管理的政策导向等诸方面。

    从社会消费能力来看，由于近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总体已进入温饱型社会。特别是十年中的后五年，人们吃不吃肉已不再受到钱包的限制，而是以有没有消费的欲望来决定。因此，市场容量扩展的空间已经受到一定限制。猪肉每年消费供求形势，主要受其它肉类比较价格的影响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人们收入增减的影响逐渐弱化。

    关于外部市场的影响，基于我国既是猪肉生产第一大国，也是猪肉消费第一大国，而且消费习惯是以鲜食为主，因此外部市场的冲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国猪肉传统只针对俄罗斯、朝、韩等少数国家有少量出口，对进口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而且因进口猪肉价格高昂，口感差，冷冻肉又不适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欧美国家因所谓“人性化”养殖，小公猪都没阉，猪肉遇热有股骚味，除了哪些“钱多，人傻”的人表示另类，一般中国人是不吃高价进口肉的。如果说外部市场对中国猪市有什么影响，上游原料市场的影响却较大；蛋白原料（豆粕、鱼粉等）主要依赖进口，其影响不言而喻。玉米虽然主要由国内市场供应，且国家调控手段严厉，但因在养猪饲料中占比高，价格变动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关于市场价格调控政策，十年来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团乱麻。管理层对猪市规律一无所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前瞻性，是调控失败的根源。其手段主要是：鼓励扶持政策、税费政策、价格管制调控政策。

    鼓励扶持政策十年内主要有两次大的动作，分别在两次猪价高峰期。第一次在2003年，当时的扶持政策是区域性的，主要体现在各地的“菜篮子工程”补贴和扶贫项目上，而且以宣传舆论为主，如“要想富，多养猪”之类的口号充斥报章杂志，其实际补贴力度与规模与第二次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次是06猪灾后的2007年下半年，规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从这次的扶持补贴的效果来看，虽然对养猪业的发展短期内起到了数量型促进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对猪市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最为明显的，其一是养猪队伍的重组产生了优汰劣胜，一大批不懂养猪但有人脉关系或公关能力的人为攫取补贴而挤进养猪行业，而原来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猪农因失去公平竞争环境，或被挤出行业，或改弦易张，把精力转移到提高“公关”能力方面而无心管理，至使疫病流行更加频繁复杂，养猪成本大为提高。其二是土地和资源浪费严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规模猪场”比比皆是。第三是增加了腐败，“以权谋补”、官猪勾结时有所见。

    税费政策基本上随扶持政策共进退，其中针对养殖行业的税收，在2004年的农村税收改革中基本已经取消屠宰税和地方附加，所以04后主要是地方针对养殖业的各项费用。基本原则是供应不足、猪价高时收取费用项目就进行“清理”，费率也降低。而当市场供应充足，猪农亏损时就增加收费项目和费率。因此养猪农民感慨：政府政策是扶强不扶弱，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

    价格管制和调控，其实政府操控时手中掌握的码有限。因为猪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价格主要随供求关系而变化。为CPI的需要而强行管制，只会打破市场固有规律，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造成价格波动更为剧烈。如07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对猪市的联手打压，就“压”出了08年上半年的猪价颠峰。收储政策也许是政府手中最为有效的杀手锏，但局限性在于保质期的短暂和收储能力的不足。所以对于短期突发事件影响而引起的猪价波动可能起到缓冲作用，要真正发挥保持生猪市场平稳运行的作用，却是力不从心的。

    三、市场价格的变化

    新十年猪市价格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波动，也就是通常说的两个峰谷周期。

    新千年伊始，猪市正处于97猪价高峰后的调整阶段，行业的发展和市场价格都较为平稳。2003年连续两大意外事件，配合当年的通涨形势改变了这种平衡，从而进入一轮猪价高峰。

    所谓两大意外事件，一是2002年冬季开始的“非典”（即SARS）事件，二是03年冬季后引起恐慌的“禽流感”（即H5N1）事件。这两大事件虽然对国民生产经济活动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对养猪业的影响却截然相反。“非典”期间，由于人们对流行疾病的恐慌，减少了各种活动，对生猪及其产品的销售影响是负面的。而“禽流感”造成了养鸡业的重大灾难，人们对禽肉的消费意愿也大大降低，因此推动了猪肉消费量的增加，生猪价格进入了十年中第一次高峰期。这次高峰从2003年下半年猪价回升，2004年下半年到达峰谷，到2005年十月份猪价急速回落，整整历时两年之久。其最高猪粮比价一度达到8：1。

    第二次高峰即07—08猪价牛市。在06猪灾中，养猪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谈养猪而色变，饲养量急剧萎缩。因而造成07年的“猪肉危急”，导致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出手干预，同时也引起对养猪业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轮高峰从07年初猪价开始回升，秋后进入峰颠期，峰颠期一直延续到08年秋季。就峰颠期来看，是历次猪价高峰期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就价格高度来看，猪粮比价一度达到10：1以上，部分地区最高甚至曾超过12：1，创出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新高。

    按一般生猪市场规律，09年会进入调整阶段，但还不至于亏损。两大意外事件改变了猪市的正常进程，一是三月份的广东瘦肉精事件，接着是四月下旬发生在北美的猪流感事件，对人们消费信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市场价格急转直下，部分地区最低猪粮比价降到接近四比一。这次短期低价运行，对后市影响不可低估：本应正常调整的市场，在两大意外事件的催化作用下，把猪价推到谷底，让部分猪农产生了抄底时机已经来临的错觉。在政府扶持鼓励政策的配合下，加之下半年猪价恢复到合理水平，母猪补栏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当年年底，全国母猪存栏数达到4991万头，比猪灾的06年还多出近300万头！

    高悬在猪农头上的“堰塞湖”，随时都有溃坝的风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的反常气候，配合着其它因素，使今年生猪疫病格外复杂。高热、五号等疫病在全国反复流行，配合着在“通涨”形势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化解了“堰塞湖”的部分风险，使下半年猪价得以在合理水平运行。

    十年来虽然生猪绝对价格变化很大，但参照农产品价格总水平来衡量，基本上维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最低点在06年二季度，猪粮比价低于4：1的水平，最高点在08年的秋初，猪粮比价一度超过10：1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