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愿种企业不愿收 代表呼吁振兴国产大豆

　　“救救我们的民族大豆产业！”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孙斌发出呼吁。

　　在孙斌担忧的背后，是中国大豆产业日薄西山的不争事实。种植面积连年萎缩、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资主导市场。在大豆的原产国中国，大豆产业已经走到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农民不愿种 企业不愿收

　　曾经的“金豆子”如今变成了“闹心豆”。这是记者在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调查了解到的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田在玮说，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曾是中国人的骄傲。黑龙江省大豆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但随着近年来玉米亩产、单价的不断提高，再加上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的突破，在黑龙江省传统的小麦、大豆种植区，玉米面积不断扩大。全省大豆面积从2009年的7060万亩，已经缩减到去年的3800万亩。

　　大豆面积缩减的背后，是农民为效益无奈弃豆。“与玉米相比，一垧大豆(一垧等于15亩)要少收入4000多元，谁还愿意种？”黑龙江省海伦市海北镇海北村农民曲发告诉记者。

　　不仅农民不愿种，企业也不愿收。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告诉记者，现在进口大豆每吨4400元，而产区国产大豆每吨4600元，省内压榨企业加工国产大豆每吨要亏损100元。目前全省大豆压榨企业多数停工，开工率不足两成。

　　在国产大豆生产、加工两头“受气”的形势下，进口大豆以低价优势大肆冲击，使我国由大豆净出口国沦为净进口国。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洪袁舒说，去年我国大豆需求量6500万吨，但国内产量只有1280万吨，进口量达到5838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

　　沦陷路线图 外资战略图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黑龙江经济合作促进会会长刘宗明说，回顾中国大豆沦陷的路线图，折射出的是外资“大豆战略”。由于粮食产业在我国的特殊战略地位，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满足国内油脂供给，我国才逐渐放开大豆进口市场，同时，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业内称之为ABCD四大粮商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业借机大举进入中国植物油压榨市场。

　　大豆市场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之一，根据WTO准则，2001年以后，我国大豆市场大门被彻底打开，国际市场大豆疯狂涌入国内市场。在2001年―2003年我国国内大豆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大豆进口也在2003年首次突破2000万吨，超过国产大豆产量，随后逐年大幅增加。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认为，以转基因大豆低价冲击我国大豆市场，只是跨国粮商垄断中国大豆产业战略的一部分。由于进口大豆定价权掌握在跨国粮商手中，他们在中国建厂，把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利润转换的链条，一旦中国油脂企业被全部挤垮或兼并之后，跨国粮商将彻底主导我大豆产业话语权，依靠垄断优势，在中国市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王小语认为，未来全球豆油、豆粕需求继续呈现刚性增长态势，但全球大豆增产和潜在需求却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我国进口大豆占世界贸易量的高比例状态面临更大市场风险。

　　如何守住中国大豆的“最后堡垒”？

　　谋划中国大豆产业的未来，所有人都要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在中国有限的耕地面积下，不可能实现大豆自给自足，未来也很难摆脱对进口大豆依赖。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近日也表示，中国大豆年产1300万吨，而需求超过7000万吨，仅大豆这一项来说以后还必须进口。

　　因此，像孙斌一样的农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政策抉择：建议国家控制进口，大豆不够用；关不上进口闸门，国内大豆产业希望渺茫。

　　赵雨森认为，中国大豆产业的核心是稳定大豆种植面积，首先应调动农民种豆积极性，解决产区农民不愿种的问题。当前要完善大豆最低保护价的定价机制，参考每年3月份的期货市场价格，调整大豆最低保护价。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发挥国产大豆的竞争优势。

　　刘宗明建议，除了调动农民积极性，还要调动企业积极性，解决企业不愿收购、加工国产大豆问题，将大豆加工业纳入国家补贴范围。按进口价格作为目标成本给加工企业补贴，调整税收政策鼓励龙头企业收购国产大豆。此外，针对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的情况，应限制国内外企业再度新建和扩建以加工进口大豆为主的项目，给国产大豆生存空间。

　　洪袁舒说，打非转基因牌，可能是中国大豆脱困的突破口。尽管世界对转基因、非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仍无定论，但在日本、欧洲等地，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要高于转基因大豆。但在我国，非转基因大豆产品市场认知度仍然较低，两者的市场价格相差不大。

　　王小语认为，我国没有对转基因产品执行强制标识，使消费者无从分辨。社会舆论对宣传非转基因产品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非转基因大豆天然、安全、健康的优势没有充分体现，应该借鉴有机食品认证标示的做法，最好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认证，打出国产大豆的品质优势和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