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企行业座次再生变：从“双子星”到“一超多强”

 　　受非洲猪瘟影响，中国养猪业格局重塑，头部上市猪企生猪出栏量的排序近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2021全年过半，在猪价连跌20余周的背景下，养猪业现有的行业格局进一步夯实。

　　东兴证券研报称，从中长期来看，扩规模抢市占仍是行业变革主线，市占率提升有助于企业蓄力下一轮周期，带来更高的业绩弹性。

　　01养猪业行业格局的重塑

　　继2020年成功上位成为新任“猪王”以来，牧原股份(002714.SZ)今年以来持续保持着高速出栏量的态势。从2021年1~5月生猪销售数据来看，牧原股份生猪出栏量达到1396.2万头，已占2020年全年(1811.5万头)的77.1%。

　　正邦科技(002157.SZ)，以541.1万头稳坐第二。新希望(000876.SZ)(381.5万头)、温氏股份(300498.SZ)(367.6万头)、天邦股份(002124.SZ)(153.2万头)分列第3~5位。

　　一骑绝尘的“猪王”生猪出栏量，接近第二三四五之和。

　　今年以来猪价急跌，资本市场对上市猪企的盈利预期大打折扣，连带着上市猪企的市值也跌去了几百个，甚至将近2000个“小目标”。以牧原股份为例，2021年2月，公司市值创下历史高位，逼近5000亿元，如今跌至3282.57亿元(6月29日数据)。这意味着仅4个月时间，市值就蒸发了1800亿元。

　　曾经的创业板市值“一哥”温氏股份，则从2000亿元的历史高位，到如今跌破千亿关口，市值915.87亿元(6月29日数据)，已然腰斩。

　　以6月29日数据对比前后两任“猪王”，牧原的市值等于3.58个温氏。两家企业的变化，正是非洲猪瘟在中国暴发后所激荡起行业巨变的一个缩影。

　　地处一南一北，且都从事生猪养殖，由于牧原、温氏两家公司的养殖模式不同，上市后经常被拿来横向对比。

　　在非洲猪瘟之前，温氏股份的出栏量久居行业首位，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该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省，创立于1983年，于2015年11月上市，从公司创立到敲钟上市，经历了32年。与之对应的牧原股份，总部位于河南省，创立于1992年，于2014年1月上市，从公司创立到敲钟上市，经历了22年。

　　牧原股份上市之初，与温氏股份根本不在同一量级，难以与之匹敌。对比2015年生猪出栏量，温氏股份1535万头，牧原股份仅有191.9万头，二者差距达到8倍。到2018年，温氏股份生猪出栏量增长了45%，达到2230万头;牧原股份增长了473%，飙升至1100万头，二者差距已然缩小至2倍。在这两家上市公司均成为出栏量千万量级的养猪巨头之后，行业内形成了“南温氏、北牧原”的“双子星”格局。

　　然而，2018年8月，非洲猪瘟传入中国，掀起了中国养猪业格局剧烈动荡的序幕。

　　受非洲猪瘟的冲击，2019年温氏股份生猪出栏量首度出现下降，不过1851万头的规模仍是行业第一;牧原股份下降幅度不明显，以1025万头的规模居于行业次位。从净利润来看，养猪又养鸡的温氏股份明显好于只养猪的牧原股份，前者140亿元，后者61亿元。无论是出栏量还是净利润，温氏股份仍然还是毫无争议的“猪王”。

　　2020年是新旧“猪王”短兵交接之年。从生猪出栏量来看，牧原股份1811.5万头，温氏股份955万头;从净利润来看，牧原股份274.51亿元，温氏股份74.26亿元。单以生猪出栏量来衡量，牧原股份以接近于行业内第二、三名之和的成绩单。

　　不过，让行业大跌眼镜的是，在全年头部上市猪企生猪出栏量实现明显增长，甚至部分企业实现倍增的背景下，唯有温氏股份较前一年几乎腰斩，仅相当于2018年的42.8%。与此同时，疯狂扩张的正邦科技达到955.97万头，以1.42万头的微弱优势领先于温氏股份，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温氏股份首次失去第一，就跌落至行业第三，也因此被外界调侃为“2020年最悲伤的一头猪”。

　　今年前5个月的生猪出栏量，牧原股份的行业首位度得到进一步巩固，正邦科技稳坐第二位，新希望夺得第三位。但在绝大部分猪企同比出现三位数增长的情形下，温氏股份进一步下降8%，跌落至第四位。

　　02扩规模抢市占成为行业变革主线

　　“跌跌不休”是今年上半年猪价的主旋律。连续超过20周的下跌，饲料原料价格的持续上涨，让养猪业利润遭遇前后夹击。猪价下行，根本上是供过于求的局面并未反转。需求端方面，终端市场无明显改善迹象。而在供给端，集团企业产能持续释放，压栏和二次育肥猪大量出栏，市场供给充足，拖累整体猪价。

　　猪价一路高涨之时，养猪业整体欣欣向荣;待猪价下行之际，养猪业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继续扩规模抢市占，有的放慢速度待价而沽。在中国养猪业格局重塑的过程中，也可以理性看待前后两任“猪王”的养殖模式。

　　区别于国际上养猪业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模式，中国养猪业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温氏股份为代表的“公司+农户”代养模式，另一种是以牧原股份为代表的自繁自养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是中国养猪业现实国情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基于养殖效率考虑，中国存在数千年的散养模式，逐渐转向规模化工厂化养猪。然而，养猪在解决农民就业、扶贫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散户养殖群体一直顽强存在。所谓“规模化养殖”，在中国，以年出栏500头为标准。低于这一标准，就被称为“散户养殖”。

　　即便是非洲猪瘟疫情提升了规模化养殖的水平，到2020年，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比重也才达到57.1%。

　　在非洲猪瘟的冲击下，直接考验着养猪场的生物安全防控，自繁自养模式的优势被显著放大。谋易咨询首席顾问王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生物安全高风险背景下，代养模式难以有效防得住非洲猪瘟。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上，采取自繁自养模式的猪企，由于种猪、仔猪均为自产，在种猪、仔猪价格大涨的背景下，又直接拉大了成本差异，影响到猪企的毛利率。

　　对全行业来说，非洲猪瘟既是危机，也是机遇。“猪王”易位，行业格局发生巨变，本质上就是两种模式的竞争。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成功上位的猪企，虽然也遭受非洲猪瘟带来的巨大损失，但无一例外都快速做出正确决策，大量留下商品母猪，成为产能扩张中的急先锋。然而，温氏股份在前期防控非洲猪瘟时误判了一些产品的风险，走了一段弯路。同时，在全行业产能扩张之际没能迅速反应，公司没能抓住机会大举扩建自有猪场，导致产能恢复较慢。

　　在经受住非洲猪瘟疫情考验，养猪业整体生物安全水平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今年以来的猪价急跌，甚至跌破自繁自养模式的猪企成本线，生猪出栏越多损失越大，而采取代养模式的猪企，由于生产上更具有弹性，可以通过停止外购仔猪，来降低整体成本压力;采取自繁自养模式的猪企，就只能“做好成本管理”，通过生产指标、人工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来实现成本的下降。

　　前述东兴证券研报称，短期来看，猪价急跌没有给到企业足够的窗口期去完成成本下降的过程，短期盈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但从全年来看，随着成本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有望得到修复。

　　2021年，养猪业产能进一步恢复。目前，不论是能繁母猪存栏量，还是生猪存栏量，都已恢复至2017年末98%左右的水平。一些新建和改扩建规模场计划在今年年内陆续投产，预计生产增长的惯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业内认为，对于规模猪企来说，2021年将是更为关键性的一年，能否成功“以量补价”，继续提升业绩，抢占市场份额，将奠定未来长远的战略地位。

　　东兴证券研报称，从中长期来看，扩规模抢市占仍是行业变革主线，规模企业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有效抵御周期波动，市占率提升有助于企业蓄力下一轮周期，带来更高的业绩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