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产能层面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特别就粮食安全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和新思路。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指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怎样更好地发挥耕地、种子、农田水利的作用，切实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本期对话邀请康绍忠、刘录祥、李洪文等业内专家，就如何多角度、多层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我国粮食安全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与分析。

 

        保障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科学规划好水利可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种子潜力

 

        目前全国粮食供给总量充裕，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83公斤，这充分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底气和有信心端稳自己的饭碗。但不可否认，当前粮食生产依然存在一些长期矛盾和现实挑战，您认为主要有哪些？

 

        康绍忠：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供需紧平衡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粮食安全还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硬约束、种粮效益比较低、区域性供给不均衡以及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等深层次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端在自己手上，决不能在吃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

 

        刘录祥：从现实的挑战看，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不仅要保持好“吃得饱”，还要解决“吃得好”的问题，粮食需求由单纯量的需求，向量足、质优、营养、美味、安全等需求转变，粮食生产必须常抓不懈。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要千方百计做好晚播冬小麦促弱转壮。实现今年粮食的稳产保供任务异常艰巨，必须全力保障好夏粮丰收。就在近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全国及省级农技推广部门等，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一部署，紧急启动了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动和小麦促弱转壮夺夏粮丰收培训月行动等系列活动，开展小麦苗情调查，编制技术指导方案，组织巡回指导服务。通过现场培训、线上线下讲座、技术月历挂图、微视频等形式，宣传科技壮苗关键技术措施，为冬小麦促弱转壮提供了应急保障和技术支撑。

 

        面对这些挑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破题解决？怎样更好地发挥耕地、种子、水利的合力？

 

        康绍忠：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和耕地，而水利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我国耕地面积总量位居世界前三，耕地资源总量丰富，但耕地资源人均不足，人均耕地只有0.15公顷，而世界人均占有量为0.28公顷。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持续增长，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保障耕地安全是第一要务。

 

        确保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科学规划好水利可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种子潜力。利用灌排等水利设施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优化和改善周边耕地的种植情况。例如，由传统的灌溉模式转变为现代化节水灌溉模式，可有效提高灌溉面积和优化灌溉效果，节约水资源，提高粮食产量；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取缔了传统的农渠、毛渠，减少了对耕地的占用，相对提高了耕地面积；通过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和设施，改造我国南方地势低洼区的低产田，改善土壤结构和作物生长环境，可以增加耕地面积，维持耕地平衡。利用水利工程和相关措施把农田土壤水分控制在农作物最适宜生长的范围，可以促进作物生长，使作物优质高产，把种子的潜力发挥到更高水平。

 

        刘录祥：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必须贯彻落实好“藏粮于技”战略，打好种业翻身仗。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大国，种业市场规模接近千亿元。近些年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45％以上。水稻和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实现完全自给；玉米和大豆种子基本自给，但受育种及栽培等因素影响，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我们要保持水稻、小麦等优势品种竞争力，缩小玉米、大豆等品种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加快少数国外依赖型品种的选育。

 

        通过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收集与保护种质资源、完善水利等配套设施，我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经过东北地区多年的示范推广，保护性耕作显示了在黑土地地力提升、丰产增效、改善生态环境和节本增效等方面的显著效果。当前，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还存在哪些难题？您认为该如何进一步完善？

 

        刘录祥：目前，国家正在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主要针对的是玉米。建议国家同时关注西北与华北小麦保护性耕作，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小麦保护性耕作，提高小麦节水抗旱能力，稳产高产，减轻黄河流域水土流失。

 

        李洪文：在推广保护性耕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难题，首先就是对概念理解不统一，有的人将保护性耕作等同于免耕，缩小了保护性耕作范畴，也有人把具有保护作用的农业技术都算作保护性耕作，又泛化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其实，原农业部发布的《保护性耕作关键技术要点》、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农业行业标准《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名词术语》以及国内外众多的学术论文对这一概念都有明确表述，主要是指以农作物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耕作技术体系。其次，由于大部分农民长期习惯于地表干干净净的传统耕作方式，使得保护性耕作技术在有些地方被戏称为“懒汉种田”，部分农民先入为主地认为“长不好”“产量高不了”，因而不愿学、不愿试。再次，经过近30年的研究，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合北方主要类型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配套机具系统，但是同一类型区内的农业生产条件也有较大差异，有些技术模式与机具在甲地用得很好，到了乙地，效果就不好甚至失败，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模式与机具的适应性研究。

 

        以保护性耕作养地、用地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建议国家长期实施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开展保护性耕作大培训，明确保护性耕作概念与内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算效益；同时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与机具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模式，提高保护性耕作机具的适应性、可靠性和智能化程度。对于部分地方出现的耕地保护和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争秸秆”问题，建议从管理上多部门联动，寻求二者的平衡点，实现一“秆”多赢。

 

        我国大中型灌区生产粮食约占全国总量的50％，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战场。20多年来，国家持续加强对大中型灌区的改造建设。在您看来，当前灌区发展是否还存在短板？如果存在，该如何补齐？

 

        康绍忠：现有灌区工程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虽然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灌区管理效率偏低，创新能力不足，用水监控体系尚未建立，贯彻适水发展理念不够，盲目扩大灌溉面积和引用水量等原因，灌区绿色发展和生态健康面临严峻挑战，灌区发展依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稳定发展的短板之一。

 

        加快推进我国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首先应科学制定国家和区域灌区现代化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类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标准，积极推进适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现代化需求的灌区现代化，推动灌区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现代化，提升其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与经营管理水平。其次，要推动形成灌区投资收益保障机制。再次，要加快推进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效率，建立灌区综合改革试验区，通过政策引导打造包括政府、企业、科研院校、农户、金融机构、市场、创业者深度融合的现代灌区利益共同体，创新灌区现代化建设与管护模式。此外，还要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灌区发展能力建设，促进灌区现代化改造与高质量发展，构建华北节水压采、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南方节水减排的综合解决方案，形成可推广、可复制、标准化的区域农业绿色高效用水发展新模式。

 

        2021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我国种质资源保护成效显著。在您看来，下一步应如何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

 

        刘录祥：我国虽然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农业种质资源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受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自然生态下的农业种质资源种类与数量显著减少。二是深度鉴定利用不充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不到10％，总体上看，大多数资源尚未被开发利用，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三是保护体系与配套政策不完善。作物种质资源还是以国家科研单位保护为主，没有形成国家统筹、分级负责的保护体系，种质资源保护成本持续增加。从事种质资源研究的科技人员队伍不稳，评价体系亟待改进。

 

        解决好这些问题，要采取三方面举措。一是加快种质资源的抢救性收集保护。结合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行动，加强对珍稀濒危资源的抢救性收集保护，鼓励有条件的省率先启动畜禽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调查工作，尽快查清家底，确保资源不丧失。优化种质资源分类分级保护名录，完善种质资源进出口审批制度，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引进境外优异资源。二是强化种质资源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地建设，强化生物安全措施，支持建立种质资源引进“绿色通道”。三是加大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建设。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库圃定位，既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支持，又要实现全面覆盖、稳定保障运行。通过完善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进一步提高种质资源实物信息的共享利用效率。积极探索各类作物种质资源分类赋权和共享交流机制，促进优异种质高效共享利用，激发从事种质资源创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农业节水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节水农业发展现状如何？怎样更好地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康绍忠：我国的“农业节水化”无论是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田间水利用效率，还是渠系水利用效率，同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农业节水化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农业节水补偿机制尚未形成，节水成本无人买单；土地分散经营模式限制了高效节水技术的应用；重建设、轻管理，节水工程标准低；缺乏经济、可靠、耐用、适应性广的先进实用技术；节水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节水试验与监测网络建设滞后；缺乏变化环境下农业节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等。

 

        要破解以上这些瓶颈，需要挖掘作物潜力提高产量，挖掘田间潜力提高效率，挖掘系统潜力提高效能，突破农业节水的短板。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农业节水化的管理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各级政府对农业节水化的重视；建立农业节水化发展基金，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和农民投入的积极性；用科技支撑农业节水化，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同时，建议尽快启动“农业节水化”科技创新专项，形成农业节水可持续发展新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国家农业节水企业、构建国家农业节水化科研共享平台。

 

        在自然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机收减损是增产的重要手段之一。您认为，我国小麦机收减损的潜力有多大？极端天气下该如何减少小麦机收损失？

 

        李洪文：农业生产应该开源节流、双管齐下，降低任何一种作物的收获损失率，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增产手段。

 

        以小麦为例，2021年全国小麦总产量大约1.36亿吨，假如机收损失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1300多万吨小麦。在当前我国小麦机收损失率已经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降低机收损失率，需要多方面努力。技术上，应该加大高效低损收获技术研发，从可靠性、稳定性、适应性、智能化等方面升级联合收获机，为机收减损提供装备保障。管理上，加快土地流转，建设高标准农田，为联合收获机作业创造良好的“用武之地”。主观意识上，要认识到减损的重要性，加强机手的技能培训，提高机手的机具调整准确性、操作规范性。

 

        而掌握机收减损技术、机器调整技能，是农艺技术、机械化技术“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实施保障，一旦出现“打滑”，可能前功尽弃，必须抓牢抓实、落细落小。为此，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研究室、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已在今年夏粮收获前，联合开展全国小麦机收减损技术网络培训活动，指导农机手开展小麦收获减损作业生产，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康绍忠：小麦倒伏对机收及机收损失影响比较大，从育种、栽培管理、水肥控制、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减少小麦倒伏面积，也将很大程度上减少机收损失。

 

        遵循种业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突破卡点，补上短板，做强优势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我国该走出一条怎样的种业振兴之路？其关键和核心有哪些？

 

        刘录祥：在这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其关键和核心就是要围绕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这涉及到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理等种业全链条各环节，要遵循种业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突破卡点，补上短板，做强优势。

 

        具体来讲，有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加大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和保护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为今后种业研究打好种源基础。二是大力开展种业创新，加快实施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生物育种重大项目。三是实施种企扶优计划，鼓励企业加快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让优质企业承担科研攻关的重任，培养一批有竞争力、研发实力、产业领导力的龙头种企。四是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侵权等行为，让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五是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重点支持区域性育种基地的建设工作。

 

        康绍忠：区域性育种基地建设应该提升到国家重点支持的层面。如中国农业大学石羊河实验站所处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年降雨量仅150毫米左右，蒸发量超过2000毫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地域平坦辽阔、灌溉和隔离条件好，“天干地不干、病虫害发生少”，成为种子生产的天然理想场所，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重要的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和瓜菜花卉制种基地。加强对该地区的育种基地建设，进一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生物育种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上的潜力巨大。目前我国生物育种发展水平如何？未来该如何发展？

 

        刘录祥：生物育种是现代种业的核心，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目前，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生物育种4.0”时代。我国的作物生物技术育种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水稻生物育种研究引领国际前沿，小麦生物育种处于并跑阶段。但我国生物育种原创性技术不足，生物技术产业化差距加大，重大育种价值的新基因和新种质较少，全基因组选择算法和育种芯片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缺乏，重大产品迭代升级滞后，我国尚处于从“生物育种2.0”向“生物育种3.0”迈进的阶段。因此，加速生物育种科技创新，强优势、补短板，确保种源自主可控，对实现高水平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生物育种技术的未来发展，要加快启动实施国家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聚焦关键性物种，加强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强化重要性状分子机理解析；研发源头创新的全基因组选择预测新模型等，攻克人工智能设计等前沿关键技术，构建起精准高效生物育种技术体系；培育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市场多样化需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突破性新品种，有序推进产业化，使我国成为生物种业科技强国，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农田水利是粮食安全的命脉，确保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耕地、种子、农田水利三者缺一不可，需要各方参与、多管齐下、凝聚合力。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统筹做好保障粮食安全这件头等大事，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