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到西安某着名高校开会，学校安排车子送我去机场。大单位的司机中往往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凡之辈。途中司机对我打开了话匣子，讲起这些年他在单位里经历的种种不堪的丑陋之事，语气却颇为平静，难得的没有什么火气。后来，他告诉我，他信佛，每年冬天，他都要到终南山里的一个地方闭关修行一段时间。我感慨，这么一个龌龊的环境里，难得你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信佛。他回答说：到处都是淤泥，不正好养我这朵莲花吗？
好一句“到处都是淤泥，正好养我这朵莲花”！我不禁为之拍膝而叹。把恶劣的环境变成有利的条件，化淤泥为营养，化糟粕为精华，化苦难为财富，这个时代，做人是这样，做企业难道不也是这样？
我在管理学课堂讲海底捞案例，有人评论，海底捞公司工作非常辛苦，工资却不算高，有剥削甚至洗脑之嫌，属于“高温”或“高危”运行，恐怕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云云。首先，这个高温是他们自己的判断，真正高温不高温，其实只有员工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置喙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评论者以己度人，忘记了海底捞成功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逻辑：在一个实行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机制的国家，真正给中国最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了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想象一下，中国最边远、最贫穷的地区的年轻人，教育、商业等各种发展机会都微乎其微，几乎处于一种完全被这个社会所遗忘的状态。他们不甘自生自灭，铤而走险，只身来到大城市，被歧视，被凌辱，被忽视。有这么一家企业，居然把他们当平等的人来看，给他们尊严、信任、授权，而且待遇也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做得好，可以从普通的服务员成长为店长、区长、经理，待遇、地位都绝不亚于那些平素对他们大呼小喝、颐指气使的“城里人”，他们岂不要一心一意、肝胆涂地地去报答这家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底捞是淤泥堆里长出的一朵莲花，一朵代表底层人群对命运和体制不屈服的、骄傲而顽强的奇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恶”是体制之恶，但海底捞这样的企业却以这样一种“城里人”们、大人物们难以预料的方式消解了这种体制之恶。从微观层面看，是创造了一家生机勃勃、利润滚滚的好企业；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对旧体制的消解，弱化了城乡差距、贫富矛盾和劳资冲突，湿润了整个社会的空气，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又有多大？
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一种三峡水库般的庞大心理势能，海底捞们（包括类似的企业如华为、顺丰等）做的其实是把社会层面的这个势能开发出来，转化成企业日常管理、日常运行的能量。他们可以说是用一种很阳光的方式赚了不正常、不公正的体制的钱，另外一些企业就未必有这么阳光了。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用说，它们对旧体制与其说是一种消解，不如说是一种加强。权力部门从过去的单纯寻租，到如今为寻租而首先故意设租，就是这种加强机制的反应。还有一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例如，这些年在各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的课外辅导行业。铁板一块的教育体制、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方针和教师收受红包的行业性腐败制造了对课外辅导的需求，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则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供给：落后地区的教师宁可选择到发达地区做课外辅导，也不愿留守在老家做收入和地位都没有保障的教书匠。课外辅导行业一时星火燎原，蔚然成为创投们趋之若鹜的一个新兴行业。可是这能长远吗？我们希望这个行业长远吗？
所以，企业要有战略，中国的企业尤其要有战略。可以像海底捞们一样，把体制的缺点变成自身的优点，但绝不能把自身的发展寄托在一种势必要淘汰的陈旧体制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短视，将来迟早要承担被迫转向的代价，如果没有战略先手，转向不成，企业很容易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是员工激励方面的成本。为一种势必要淘汰的陈旧的体制配套，为一栋势必要倒塌的大楼添砖加瓦，看不见自身工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怎能激励你的员工？只好重金用钱来砸。问题在于，“以利驱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用钱砸出来的员工，绝对不是最好的员工；纯粹的物质激励，绝对不可能激励出一个一流的团队。
其实，即使是海底捞们，也有处理好与这个体制的关系的问题。悲观一点看，如果中国现在这种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海底捞们继续从中国社会最“底”层“捞”人，当然可以照样像现在一样挣这个体制的钱，我们虽然无奈，但也乐见其成。乐观一点看（就算纯粹是为了逻辑推理的目的吧），当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海底捞们能够利用的前述的那种心理势能自然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必然要在管理文化的普世化和管理流程的更优化上面下大工夫，才有可能补足心理势能方面的亏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然是希望乐观一点的逻辑能够早日成为现实。海底捞这样的企业，如果能与时俱进，到时还可能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一家好企业，但肯定不会是像今天这种亭亭玉立、鹤立鸡群的架势了。企业的管理者懈怠点，懒散点，目标低点，企业很快就泯然众人的概率自然也非常之大。莲花不见了，好消息却是淤泥塘也清理为一片平整的草坪甚至保育而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湿地了。你说，大家是应当为之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