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是很难得的把文化和规则统一起来的企业。很多中国企业也有人文关怀,也有爱心,也有对员工的帮助,在不同方面比德胜做得好的企业多的是。但为什么总体来看,德胜在中国企业中却显得这么另类?
有一家着名的大企业,它的文化中有一条叫“艰苦为荣、野战为乐”,但企业却在不断地帮助员工改善生活条件,把边区、远郊的员工逐渐集中到城市,显然该公司的“艰苦为荣”没有了依据,这家企业的文化与现实规则就很不统一。这种情况在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
我曾和聂圣哲交流说,“很多事情做不到,你就不要说”。因为人在俗世中生存,要在复杂的社会中立足,不可能所有的事都做到高尚。比如德胜没有讲“创新”,没有讲“共同富裕”,因为它暂时做不到。很多企业现在是先说后做,或者说了根本不做。我认为这是区别企业“高尚”与否的秘诀。
高尚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我认为德胜是一个高尚的公司呢?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公司,这在当下世俗的环境中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德胜可以说是在聂胜哲个人理想的指引下,完成了把普通的农民工改造成规范的产业工人的过程,这是德胜称得上高尚的唯一理由。
衡量高尚对企业的价值有两个维度—外在与内在。所谓“外在”就是“你到底把利益看得有多重要”。德胜有一个案例:公司向一个客户讨钱,但客户迟迟不给,结果德胜公司就把推土机开到了工地现场,准备到了12点如果对方不付钱就把房子推掉。德胜宁可遭受巨大的损失,并且冒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也要这么做。这说明,为了扞卫自己的文化,它不惜付出经济的代价。我甚至认为,如果德胜的做法真的与整个社会背道而驰,聂圣哲宁可让德胜关门。好在这个社会还不至于此,所以德胜活了下来。这说明了第一个问题,即德胜对于外部环境的不屈服,也能获得大量有良知的人的响应,甚至包括曾经不讲诚信的人也被德胜的“正义”所感化。这就是外在的因素。
我们承认目前中国企业的外在环境不够好,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到底应该把利益看得重还是把文化看得重?当年孔子在同子贡谈论治理国家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不得已而要放弃时,孔子排出的次序是:先去兵,再去食,最后坚守的是信。在物质与精神发生冲突时,精神更重要。如今庸俗地去解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已经没有意义了,具体是怎么去做。德胜很好地平衡了这两者,在利益与精神、利润和文化之间,它经常会选择文化,这在很多企业却做不到。
而“内在”就涉及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了。企业应该反思,如何才能产生“空调效应”。很多企业总是怪外部环境不行,但企业内部的“房间”能不能升温,企业自己是完全可以决定的。虽然“房间”内的温度肯定会受外界影响,但并不能因为外面天气寒冷,就不开内部的“空调”,这么强调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企业借口外部环境不好而放弃自我调整的机会,这是不道德的。
上海有一个企业叫“荣进”,它做的业务可能很多人看不上,即帮助调味品生产厂家在商场做促销,商业模式本身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公司也一直不被媒体关注。但它同样也是高尚的企业,因为荣进雇佣的工人90%是下岗女工,员工总量超过了1 000人。就此一点,堪称高尚。在此基础上,这个企业不仅能把这些人用起来,还能做到让员工们忠心耿耿,很多人“挖”也“挖不走”,员工们宁可在荣进当“二传手”,也不去其他企业当“主攻手”。如今,荣进没有一个员工被挖走。在荣进有一辆豪华汽车,老板从来不坐,留给表现好的员工使用。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伎俩,一种虚伪。但即便是虚伪,能长此以往也是一种境界。如果企业都能把这种“虚伪”做一辈子,我们整个社会的境界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高尚企业带动社会人文进步
关注“高尚企业”远比琢磨“百年企业”更有意义。原因在于,我们即使不能成为着名的人、长寿的人,也能尽量让自己成为有德行的人。社会不一定非得要求所有的企业都成为百年老店,从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鼓励企业追求高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企业生存的理由只有三条:一是给社会创造财富,以纳税的方式表现;二是解决社会问题,以就业的方式来表现;三是给社会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以科技的方式来表现。在此之外对企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是过分了。所以针对这三条,不同的企业都可以追求不同的层面,当然有的企业可以同时实现三条,有的则选择性地实现两条或一条。以德胜和荣进来看,它们首先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让大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一边过日子,一边做事。其次从对科学的贡献上看,我们理解的科学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高尚企业其实是在引领一种模式、树立一种榜样效应,或者说探索一种人文的进步方式,这对社会同样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被当作是所谓的“科学贡献”,也能带动生产力。而在纳税层面,其实凭良心缴税比缴税的数量更重要,我们哪怕缴一分钱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因此,从上述三条理由来评估,高尚企业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