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人的管理中，提意见时比较容易为对方接受的“三明治法”，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人发明的。其实，在我国古代的职场上早已被那时的精英们娴熟地运用，他们在给皇上提意见或者上疏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手头有一本唐代史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诸多励精图治、任贤纳谏的故事。其中固然有唐太宗从善如流的愿望，但是身边的重臣在表达意见时能够让唐太宗非常受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准备亲征讨高丽，大臣房玄龄认为不合适，就上疏劝阻唐太宗。首先，他把唐太宗美美的奉承了一番：皇上的恩德已经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接下来明确则指出，如果高丽作为藩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侵犯了百姓，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那是可以的；否则，就会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无缘无故让士兵投身战火，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最后，房玄龄提出了希望：相信陛下能够按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发恩降诏，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停止征伐，“以保万代巍巍之名”，那样就可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
这就像“核心内容夹在中间层”的三明治：为了让对方能接受，表达者在表达自己的核心意见之前，先对对方的相关方面表示认同。意见表达完毕，又给他希望和鼓励，以使其保持信心和愉悦的心情，不至于使对方产生被打击的挫折感。当然，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古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三明治法”这样的说法，而是出于存在冒犯“龙颜”的风险，对自己进行必要保护的本能。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脱离开当时特定的语境，推广开来，适用于所有对象身上，那么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就有助于在相互沟通或者思想碰撞时多一些和谐。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如果把他们当作“皇上”，批评起来就不会那么盛气凌人了。在职场上针对下级或者同事的缺点，把他们当作“皇上”进行批评，那效果无疑会更好。
把利益相关者、下级或者同事当作“皇上”并非矫情；管理就是服务，把服务对象当作“皇上”似乎更能反映服务的本质特征。更主要的是，尽管职务有高低，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为了更有利于共同目标的实现，既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过，与“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那是一定要为之“谋”的。也就是说，这需要比通常所说的“三明治法”更进一步，要设身处地为其着想，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首先，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出于对批评对象的尊重与善意。贞观时期的房玄龄等老臣，与唐太宗一齐打天下、坐天下，他们对唐太宗的忠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然而这与阿谀奉承不同，在忠实辅佐的同时也“志在匡君”，在关键时候完全应当“正词鲠义”，不乏凛然正气。即使让唐太宗面子上过不去，也是充满善意的，是真正为李世民负责，为“大唐”的可持续发展负责。在这个基础上使用“三明治法”，才会有感情的自然流露，在相关方面表示认同才不会显得虚伪和做作。
其次，建设性的批评贵在体现出自己的诚恳。房玄龄关于停止征伐高丽的建议原本就与唐太宗的意志相左，终被唐太宗否决。但是唐太宗不仅没有生气，还充分肯定了房玄龄在上疏中所体现出来的诚恳态度。当时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唐太宗在看了奏书后感叹道：“此人已经到了病危的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难能可贵。”当然，使用“三明治法”提出批评意见，也不能指望别人一定能接受；只要能够通过诚恳的态度能使别人受到激励，也就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再次，建设性的批评需要勇于摆脱既得利益的羁绊。使用“三明治法”进行批评，固然意在减少批评的负面效应，但那主要是为了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进而达到批评的目的，并非纯粹故作圆滑世故。实际上，夹裹在前后肯定话语中的批评意见一定要切中要害，旗帜鲜明。这不仅需要勇气，不要怕得罪人，更需要超脱私利。出于公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才会更全面，不至于产生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