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依托低廉的人工成本，树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尽管是出口第一大国，但制造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处于全球制造链的低端，生产过程能耗大，竞争力不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效率下呈现不断放缓的趋势，而要素成本的增长仍保持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逐步或者明显低于核心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则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有赖于技术创新及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
开放的市场环境、多元化所有制共存、公平有序的竞争促使企业为了逐利而不断创新、提高效率。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提倡简政放权、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崇万众创新，释放了良好的信号。国有资本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国企改革对振兴GDP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本轮改革的动力不足，未来能否实现真正的“大刀阔斧”则有待于政府提振经济的渴望和决心。
在这点上，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一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控制者如何对其自身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有比较客观的界定，让其真正扮演一个投资者和股东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书面上，更多地要从理念和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二是切实赋予经营管理者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薪酬激励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很难从根本上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积极性，国企改革的效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所以讲，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属于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未来十年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产业创新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即告别简单粗暴、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过程。
在争夺高端制造业方面，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要大力发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技术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欧洲以德国“工业4.0战略”为代表，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相应的，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本着“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以人为本”的基本方针，主要聚焦于智能制造，实现从资源驱动向信息驱动的发展。
然而，中国目前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多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阶段，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工厂升级，大量引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设备来提升工厂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在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整结构，通过转型创新引导新供给，满足消费端的有效需求，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我们预计，未来在开放程度高的行业，市场将会逐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中国一些行业将会经历一个“痛并快乐”的转型期，进入增长的新阶段。
管理创新
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和核心能力，在管理的各个环节寻求创新的着力点。前面提到的产业创新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来推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创新初始阶段的国家，国家层面的战略推动和经济支持（含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就企业而言，我们建议企业还需要在管理创新上发力。首先，应进行文化调整。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长期存在风险厌恶的情况，在创新为动力的背景下，企业文化应调整为“容许试错”，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企业活力。其次，应进行投资调整。应摆脱以前“销量为王”的思维，更加注重对研发和客户体验的投入。第三，应进行人才发展创新，针对未来创新的领域以及这些领域对人才的需求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策略调整，为迎接未来产业发展对于人才需求的挑战做好准备。
——本文原刊载于《第一财经周刊》博鳌特刊，2017年3月
撰文：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徐沪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