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能影响一千年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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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急乱投医的宋神宗

公元1067年，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

皇帝即位，按例要赏赐群臣，可是很快宰相韩绛就带来一个“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坏消息，自己原来继承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大公司。

神宗把先帝留下的老臣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既不增税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老臣们群策群力，有说“二十年不打仗”的，有说“要对内稳定”的，神宗一听，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说这些道德文章，难怪国家治理不好。

神宗将目光转向群臣中最德高望重的司马光，这位老臣不慌不忙地说出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

神宗失望之余，想到一个人，当时朝野有这么一种说法：“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介甫”就是王安石的字。

神宗很快召王安石进京，一场改变帝国命运引发后世无穷争议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其实，神宗在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前，本应好好想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宋百姓富足，国家却没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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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员”和“冗兵”

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那么最好的年代可能就是在宋朝。因为收入高，宋代官员的收入，是明代同级别官员的五到几十倍。

不但工资高，官员还特别多；多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宋实行的是“官、职、差遣”三分离的奇葩制度，形象地说，一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司长，实际上干的是农业部养猪司的活儿。

结果就是70%的官员领着高薪，却没有工作让他干。

财政亏空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终身**的“募兵制”，水浒传里的林冲，只不过是个军校教师，生老病死、老婆孩子，所有生活开支都是国家承担。这样的职业军人，神宗即位时有一百四十万，用了80%的财政开支。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制度呢？大家一定听过“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半：将领的指挥权被剥夺了，那些士兵怎么办呢？遣散回乡？那就是流民，**怎么办？

太祖大笔一挥，全部养起来——名为养，实际上是把军人和社会隔离开来。

1067年，本应是北宋的最富足的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民间的土地开垦面积达到了新高，更重要的是，宋鼓励工商，整个社会经济相当发达，整个国家的财政应该相当于汉武帝即位时“文景之治”后国库极度充裕的情景。

所以这次的财政危机，完全是因为“冗员”和“冗兵”，大宋的政治经济，本身的运作还是非常健康的。

应对财政危机，中国历朝都有很多“精兵简政”的方法，可以神宗毕竟是年轻人，沉不住气，又太急着用钱了，他支持王安石变法，目标很单纯，要增加财政收入，而完全不管王安石接下来的改革，是一个多么大的坑。

因为王安石要做的事，如果真的办成了，会在一千多年前，就把中国带进现代财政与金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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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王安石变法”？

如果“穿越”曾经发生过，我高度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某位央行行长“穿越”到宋朝的。

研究财政史起家的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变法”就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就是用国有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使经济总量增加，这不过是现代国家的财政常识。

以青苗法为例，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无钱买种，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而青苗法就是现在的小额农业信贷，政府自己把国库的余钱以较低的利率借给农民，既增加了国家财政，又减轻了农民负担。

穿越过去的王安石，用的是现代人的智慧，而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判断依据是古人的经验——一切以“政府理财”为名，想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一旦基层官员实行起来，都会变成“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的工具。

在“改革”拥有天然正义的今天，我们都希望王安石赢，但结果却不幸被司马光言中：

青苗法本义是“农民有需要，政府要提供帮助”，但实施的结果，“放贷额和清收率”变成了“政府官员的KPI”，官员们只好每年把贷款摊派到每一位农民头上，再每人捆绑一个大户担保。偏巧“青苗法”的头几年，年年有灾，年年欠收，结果不是大户破产，就是农民失地，唯有政府财政年年增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今天的历史书上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用人不当”，但仔细史书，你会发现支持“变法派”官员除了王安石之外，几乎都是善于钻营投机的佞臣，而当时的名臣，如苏轼、欧阳修、司马光，无一例外都反对变法。

这就绝不是“用人不当”四个字可以概括的——不是“坏人”支持变法，而是支持变法的都会变成“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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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都是小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是干实事的人，司马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又思想保守，只会做道德文章，才会用“不与民争利”这种泛泛而谈的空话去否定变法。

这种说法就是把“道德文章”和“干实事”对立起来，非常符合“五四”之后，知识界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但“道德文章”真的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说教吗？

以“百善孝为先”为例，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它当成帝国最重要的道德支柱，还要求皇帝身体力行呢？不是说“孝”比其他的道德更道德，而是因为农耕时代的生产力不足以提供社会福利，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如果得不到子女的赡养，就会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

农耕经济养活不了太多的官员，农业时代的管理能力也完全不足以统治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类似“赡养老人”一类“法不责众”的要求，又很难通过法律来强制。统治者只能要求官员先“以德服人”，再让万民效仿，“道德”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

这就要求，所有让百姓去遵守的法令，都要在社会广泛认同的儒家道德中找到依据。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既不是高瞻远瞩，也不是精明算计，而是道德崇高的人。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政府官员亲自放债，显然破坏了这一形象，也破坏了王朝的统治根基。

事实上，历代王朝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扰民。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欧洲农民习惯粗放耕种，就需要封建领主带领他们抢占土地，所以封建贵族们个个粗鄙不文，孔武有力；中国农民很聪明，擅长靠精耕细作来自给自足，对政府的最低要求只有三个字：别烦我……，不对，是“不扰民”。

这就是中国百姓与王朝统治者的契约：你只要别来打扰我，也别让外族来打扰我，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给你交税。这也是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注重“休养生息”的原因。

不扰民，看似“无为而治”，其深层含义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

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孔子的警告让司马光对这身后的这帮官员们，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当官不过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一旦摆脱了道德的束缚，一旦“见小利”，一旦被KPI缠身，就会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

而王安石就像一个穿越到宋朝的现代技术官僚，在他看来，有没有人执行，执行人的品质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把这些改革的条文变成一个个指标，强行派发下去，不管能吏酷吏，能完成KPI的就是好吏，最终就能实现他的“变法大业”。

司马光的忧虑终于变成了现实，缺乏道德约束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象横行。《水浒传》里的头号大奸臣蔡京，曾经是著名的变法派官员，可一听到司马光复出，五天之内废除了自己管辖区内所有的新法，向司马光报功。可后来支持新法的宋哲宗亲政，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的中坚人物。

当司马光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抬起头时，他对于新法最为担忧的，恐怕还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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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王安石本该想到，这场改革最初的支持者宋神宗，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站到他的反面。

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解决财政危机，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变法没几年，各级官员好像变戏法一样的，把钱变进了国库，也出现汉景帝时钱都堆不下的情况。

财政困难解决了，而新法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还要不要继续支持新法呢？神宗对王安石一会儿任用，一会儿又贬官，就体现了他的矛盾。

在这场“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帝国官员大分裂中，神宗恐怕要哭笑不得，我就是想多弄俩钱花花，诸位大人何至于此啊。

而神宗之后的皇帝也同样如此，没钱想到要变法，有钱又要恢复旧法；新帝亲政想要有新气象，就支持新法，搞砸了，想要安抚天下，就下罪己诏恢复旧法。

这恐怕也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重要理由：财政嘛，有时好有时坏，大不了有钱多花点，没钱就省着用，唯有道德是永恒的，怎么能一会儿变法，一会儿又不要变法了呢？皇帝自己钻营投机，还怎么成为官员的楷模？官员个个如狼似虎，还怎么让百姓安份守已？

我在《只要认真搞，没有什么KPI搞不挎的企业》一文中，说过：

    KPI是个好东西，你考核什么，你一定会得到什么；

    但KPI又是个坏东西，凡是你不考核的东西，都会成为业绩黑洞。

评论区显然很多人认为我反对KPI，其实并非如此。

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总是要变化的，导致KPI也在不停地变化，如果领导人只盯着KPI，必然一天一个想法，员工无所适从，必然会把工作变成“制造数学的游戏”。

所以任何KPI考核都必须以稳定的企业价值观为前提。就像失去了道德的统治，必然产生道德风险一样，抽空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企业管理，要么沦为员工“欺骗”公司的工具，要么变成公司压榨员工的制度。

本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按照黄仁宇的说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落后，不足以以现代金融财政的方法管理帝国的财政。

那么到了管理手段很丰富的今天，或者大数据明天，是否可以彻底抛开道德与价值观，直接用数字对整个企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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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标志着罗斯福新政延伸至农业，其核心的政策就是削减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保护农民利益。

其中有一项“农产品无追索贷款计划”，政府以高于市场价预购农民未来的农产品，其实就是小额农业抵押贷款。

是不是很熟悉？事实上，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在后来说：

    我接任农业部长后，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

（华莱士访问中国）

而青苗法正是宋代的“常平仓”——“常平新法”。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叫陈焕章的留学生写下了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里面介绍了中国“常平仓”制度，并重点介绍王安石的改革。

华莱士后来读到了这篇论文，产生了把“常平仓”制度引入美国立法的念头。他最终成功了，因为罗斯福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样，也是财政扩张政策，只是前者有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指导，而后者完全是王安石天才的想法。

这可算是王安石变法在一千年后的现代制度下的再次尝试，然而，罗斯福新政实施中的问题也再次证实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比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中看到的的“倒牛奶事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政府通过要求奶农减产保价，但奶牛不管这套，它每天都要挤奶。奶农联盟组织于是开始设路障，禁止奶农销售，逼迫他们倒牛奶。结果引发了奶农间的“偷菜游戏”，大家都想办法把自家的牛奶偷偷卖掉，转而又大肆抢别人家的牛奶倒掉，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幕。

当时有一句对农业政策的嘲讽——骡子都知道不能践踏别人的田地。

“道德风险”从来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人性也不会因为科技管理手段的进步而改变，道德、价值观、文化、宗教信仰……，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也必然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