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 第八章 窭愚怯

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 第八章 窭愚怯

 

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世之不治的真相，那就是“非下之罪，上失其道”。简单的八个字揭示了国家混乱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儒学能成为中国传统庙堂显学的原因，而法家却委屈排后，甚至不被统治者所宣讲，谁会宣讲一部揭其短处的学说呢。

 

从汉武帝开始，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非下之罪”是对臣民的肯定，“上失其道”是对君主的定论。这种论述是对君臣关系的明确，君主是舵手把握方向，臣民是水手负责卖力。其实，“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是对中央集权制的一种警告，任何事物都有其两性，是把双刃剑，圣贤之明就在于找到其危害性，并加以防控和劝导，就象中药一样，是药三分毒，医生开处方就要避开十八反十八畏，尽量减少毒性。但，我们要看事物的主流，不能听到蝲蝲蛄叫就不种庄稼，所以依法治国要坚持，中央集权制要坚持，因为这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大势。

 

“上失其道”，君主所抛弃的正是社会治理应有的原则与道路，或者就是规律。具体来讲就是君主坚持错误的价值观与思想理念，忘记了初心，由此制定了错误了政策，而错误的政策产生的恶果，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往向”背道而驰。这是问题的恶性表现，危害的承受者是民众，百姓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害与损害。

 

我们曾说过，君主是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的代表，代表着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如果这种代表利益无法体现，那这种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法定权威性。君主持邪名，所贵之策与治国原则相背，民利受害，自然无法代表国家与民众，这是危险之举，会导致国亡政息。

 

势能的大小由高度与重要决定，君主居最高位，体量最大，如若犯错，就如流星撞击地球一般，毁灭性极强。“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算是韩非子依法治国良方中的“禁忌”。

 

六大“邪名”盛行朝野，社会危害极大。但，如果是臣民中间盛行，君主就应该拨乱反正，矫枉过正，要用最严厉最严格的手段禁止与消灭这种邪念。所以韩非子说“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争也。”意思是：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君主首先要做的事，这是君臣关系的再次明确与强调，关系确定了社会基础，也确定了彼此之间的作用力，关系混乱社会无法治理。君臣是国家第一关系，而臣听君令是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君主权力作用的体现。

 

但，问题还是出在君主对臣子品性的判定上，还是概念混淆的问题，是非黑白的问题。韩非子逐一列出了君主或朝堂上的不良思想和歪风邪气。第一是：而惇（dūn）悫（què）纯信，用心怯言，则谓之“窭”（jù）。意思是：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第二是：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意思是：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第三是：敬上畏罪，则谓之“怯”。意思是：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

 

“窭”、“愚”、“怯”这是对礼教的违背，是对个人修养的亵渎，是对规矩的无视。人是事物的主体，任何思想、主义、学说都需要人去实践实施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连是否能存在都是问题。韩非子所以列这三点，正是臣子修养与守则的体现，是规矩使然，决不是“窭”、也不是“愚”，更不是“怯”。朝堂所议之事都是大事，关乎国计民生，臣子必须要深思熟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服从君令，听从政令，这是职责，是臣子的本分，如果臣子都自以为是，人人自为，国家岂不混乱。

 

中国悠长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精神，言下之意就是人情复杂，最讲“为人”之道。不管是职场，还是官场，最讲共性，也最讲共同利益，最反对的是个性与私欲。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社会共性共识（文化、思想、规则）的遵守与深究，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对臣子的正确行为却定性为“窭”、“愚”、“怯”，本质是反文化反规则，实质是破坏社会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是要颠覆社会伦理与国家律法。我们曾说过，国家律法的作用之一就是确定与明确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关系。关系颠覆与破坏了，国家也就乱了。

 

【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争也。而惇（dūn）悫（què）纯信，用心怯言，则谓之“窭”（jù）。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

 

善恶不分，这是最坏的社会风气。风清气正，需要严格律法来做保障，需要社会主流媒体来倡导，需要政府平主导社会舆论。如果将“善与良”解读为“恶与丑”，社会将无清白之说，法规将无立足之地，规矩将无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