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已成趋势。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如此，才能在产业结构转换中，确保和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表示将在2013年把部分Mac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这是十多年来苹果首次将其产品设计和生产部门同时迁回美国本土。伴随着近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更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及“本土化制造”的背后，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再降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因此，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借“再工业化”战略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的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意图更加强烈。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既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又着眼于未来美国战略思路的《制造业促进法案》，被视为美国启动“再工业化”的序幕。
美国“再工业化”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驱动美国制造从中国回流本土的第一大驱动因素是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正在日益缩小。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从而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预计到2015年，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当考虑航运成本及诸如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
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方程的唯一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发展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1．15美元，在南京为14．49美元，在上海为17．29美元，在深圳为21美元。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相比之下，在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1．86美元－7．43美元；在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价格从1．30美元至4．65美元不等。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本降低的重要因素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如果考虑到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将大幅削减。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影响因素，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的产业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专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不到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然而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而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当然，在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淘汰”和“死亡”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