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频频，变动陡升。对于转基因大豆来说，2002年，没有理由不困惑——
转基因困惑2002
公众的困惑
中国人的严谨举世闻名，但“转基因”这洋玩意鲜有人知，更何况自己已经“吃”了6、7年“GMFOOD”了。庆幸的是，从2002年3月20日起，所有含有进口大豆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包括色拉油、豆油、番茄酱等等，都必须贴上“转基因食品(GMFOOD)”的标签。
不过，如果贴上个“绿色标志”，还很有地位。贴上一个“转基因食品(GMFOOD)”标签，那不就等于提醒别人：“我不是绿色食品啊，小心点吃啊！”所以，直到现在，北京的超市里还看不到“GMFOOD”。
贴不贴转基因标签,吃不吃“GMFOOD”，是两个问题，但同样令人困惑。
期货市场的困惑
2002年5月底，大连期货交易所5月大豆合约完成结算，先后动用了20亿人民币的资金和90亿万吨大豆，达到了中国期货历史上的巨量交割点！
无独有偶。此前2002年3月15日，平稳运行了9年的大豆期货合约被一分为二：新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以“传统的非转基因大豆”为交易标的，新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则针对“转基因大豆”。
期货市场发生如此巨变,新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是谁的机遇?人们在困惑。
贸易的困惑
从美国运来一船大豆比从黑龙江运来价格要高，为什么福建的榨油厂还是买了美国货？
经历了80多天的“绿色封锁”，到2002年6月底，中美大豆还是恢复了。2002年的进口总额最终停留在1100万吨。进口少了，总量少了，榨油用的大豆涨价了，5000万种豆的中国农民笑了，可中小榨油企业就叫苦了……
买中国大豆还是美国大豆，大豆进口要进多少，真令人困惑。
企业的困惑
一度盛传：美国著名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正在与国内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上市代码：600872)合作生产转基因大豆，并经进入转基因种子及食品安全现场测试阶段……
经过数月追访,双方公司最终予以否认!然而,业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
自3月20日农业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强化转基因标识管理工作，11月初深圳油脂及流通企业纷纷响应，而北京市场至今寂然无声……
面对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转基因产品市场,面对新经济汹涌澎湃的大趋势,作为经济主体的广大中国企业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勇于担当新游戏规则的制订者?还是甘为既得利益者们的哼哈二将?困惑中的中国企业在思考……
“GMFOOD”：
谁的生命标签？
另类标签，还是生命标签？
不可否认，作为事实上“早已”全面应用于食品制造的新技术，转基因并不为人所知。
以广州统计局的一次社会调查为例，在受访的7000人中，超过80%的人仅仅“听说过转基因技术或者转基因食品”，其中仅有大约13%的人自认为对这种技术或食品“有所了解”。据此，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状况可见一斑。同时，寥寥几个知情者也大多持怀疑态度：近30%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有副作用”，而超过70%的人坚持认为“对转基因食品做出相应规范”。
专家们则认为，对转基因的普遍“怀疑”恰恰是由于公众缺乏了解以及权威机构没有提供安全消费指导。普通人对于攸关生命安全又讳莫如深的事物怀疑甚至否定，是极为正常的。
值得思考的是，几乎所有被访问者都认同包装上有“绿色标志”的“纯天然”食品。他们信赖这种标志，不仅可以放心食用，“纯天然”、“健康”；而且意味着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甚至有被访问者称其为“小康生活”的一个指标。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迄今在商业风气相对保守的北方市场上贴着“GMFOOD”标签的食用油依然踪迹杳然。
科学界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公众知情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令人疑云四起的“GMFOOD”标签非但并不“另类”，反而是护卫人类生命秩序的“生命标签”！
诺亚方舟，还是绿色杀手？
对于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科学界、商业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众说纷纭。以美国一些转基因技术较为发达的公司为主的科学界和商业界，坚持认同转基因的生物安全性。而以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欧洲科学界以及各国的一些媒体，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性则基本持怀疑、限制甚至否定的态度。
从纯技术层面看，转基因技术应当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坏。真正需要分析和判断的是：在商业化和产业化中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管是否有效。对此，双方各持己见。
目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反方”主要担心的是：应用于食品生产的转基因原材料(农作物)是否对人类，对环境，以及对自然物种(同类物种以及虫体)造成污染或破坏。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性的“正方”则认为：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类为了提高农业产能，以解决不发达国家普遍的饥饿问题，必须全面采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并促进其产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转基因技术不啻于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同时，在安全性方面，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发现一例公认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的事例。因此，支持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各种转基因食品由于经过技术机构完善的实验程序，并经过政府部门严格的生物安全审查，其安全性是可控的。
美国孟山都公司大中国区市场经理邓先生在提及转基因大豆安全性时解释说，从技术上讲，销到国内市场的大豆多是抗除草剂型转基因产品。这种转基因大豆在油脂压榨过程中已将有关转基因的蛋白质成分分离出去，因此在人体中已无残留，对人类安全没有任何影响。
最近欧洲的一家研究机构也试图发表权威判断：尽管转基因大豆在人体有一定的残留但对人体安全不会产生威胁。
显然，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动植物、微生物物种安全的根本影响，目前在国际上尚无“绝对”的定论。即使是“抗除草剂型大豆”这样比较简单的转基因农产品在食用中对于人类的确定影响，目前也是颇多解释，而无公认的权威实验结果予以公布。中国的基因技术权威机构迄今也未能系统地提供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的论据。发展生物科技，人类的科技力量毕竟有限，“人造上帝之手”的威力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因此，在国际上相当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转基因标识”问题的重要性。自2001年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本着“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最终选择权的原则”，转基因产品在实现跨境交付和转移(主要指外贸活动)时，进口国可以要求对进行交付或转移的一方实施安全评价与标识管理。此后，世界各国出于保持本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虑，纷纷对“GMFOOD”这个“怪胎”祭起严格管理、强制标识的“法宝”。
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美国的“绿色标签”(有机标签)。这个在21世纪挟持着各种领先技术在全世界的各个领域飞马扬鞭的高新技术大国，最近竟然也推出了食品的“有机标签”体系。资料显示，由于美国在农业转基因技术与产品领域远远地走在了人类进步的前列，所以，作为使用转基因技术最广泛的国家，也是转基因技术全球商业化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每年仅7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出口一项即达100亿美元)，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比较宽松的国家和倡导GMO安全性监管“三不主义”的国家。权威媒体将其“三不主义”描述“对转基因食品在生产、流通中不加以任何限制”；“对消费食物是否属于转基因类不加以区分”；以及“对基因改造作物(GMO)不必用任何标签加以注明”。挟其在传统经济中“世界霸主”的余威，美国更加以生物科技商业化为新的“大棒”，动辄在国际贸易坚决反对他国对转基因等农产品施加的任何监管手段和“绿色”壁垒。
上帝之手，还是皇帝新装？
早在1983年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培育出来以后，人们忘情地推崇其为人类的“上帝之手”。而自从1994年第一种允许商业化的延熟型西红柿上市以后，美国，这个以高新技术为新的垄断武器大举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代言人，不仅延长了西红柿在超市冰冷的货柜上的寿命，更增长了自身在国际贸易框架中进一步占有制定新经济“游戏规则”主动权和优先权的技术经济实力。
如同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在全球新经济框架还方兴未艾之际选择了最好的站位。到目前为置，美国仅在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一项就赚得了NASDAQ们看得见摸不到的150多亿美元。从技术来说，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大国。
以我们目前讨论和争议的主角——转基因大豆来说，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生产目的百分之百是为了压榨取油，所以被归入生产原料。而在中国，大豆一直是作为主要粮食作物，被放置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去考虑的。所以，尽管中国转基因大豆一项技术上发展有所迟缓，但局部的减速并不能阻挡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脚步。
生命安全背后的新技术哲学……
人们在谈到转基因生物时总会首先问及“转基因生物/食物安全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即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其发问的前提就隐藏着一个讳莫如深的“诡辩”——由于转基因生物/食物是以非常规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所以它是非自然的，也所以它极有可能是非健康和安全的——所以转基因生物/食物极有可能是充满危险的。然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之间的融合程度和异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即使是“自然选育的生物物种”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的代名词。而人工育种和科技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和危险直接划等号。科学是动态的，是进步的；科学技术的一个巨大力量就是在进步和不断完善中逐渐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一味地唯技术马首是瞻不免误入“技术拜物教”的歧路。而闭目塞听，主观上不愿意面对新的变化不愿意去顺应新的时代，也不免落一个迂夫子的名声。所以，正确地对待转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并正视它们所能带来的冲击，正是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大潮推给我们的第一个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在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对转基因作物出现了较大的争议，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进程。这些争议的爆发在与几个生物转基因事件有着一定的关系。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客观和有指导性地看待转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呢？
事实上，尽管广大公众对于转基因生物知之不多，但我国科学界对GMO争议的立场还是保持了高屋建瓴的站位。
在近十年间，中国工程院、农业部等部门就转基因植物的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专家们认为，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瞻远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失时机启动了863计划和转基因专项计划，我国在植物基因组和转基因研究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对优势。
专家们认为，我国正在全面建立和完善的农业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已能基本满足从田间试验、商业化生产到流通领域全面管理的要求，在其安全评价中所采用的“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和“个案分析”(Case-by-case)的公认原则也是科学合理的。
专家们还认为，我国现已培育出了一批转基因农作物材料，有些已经过了多年的田间试验，产业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应该进一步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化，以免丧失业已取得的相对优势和在国际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先机。
这表明：理性地看待；有力地利用；踏实科研，踏实推广，“在发展中解决革命与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江泽民，十六大报告的开篇)，是可以作为我们新经济工作指导方向的。期货合同变脸
期货合同变脸
都是转基因惹的祸！
2002年3月15日起，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合约修改方案正式实施——0303、0305、0307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上市交易；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正在研究设计中，并将另报中国证监会审批。
从此，前后实施了9年的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转基因大豆合并交易成为历史，正式拆分成分别代表非转基因大豆和油用大豆(包括转基因大豆)的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以及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最后一张老大豆期货合约将在2003年1月退出市场。而新的2003年3月、2003年5月以及2003年7月的“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正式挂牌交易……
2002年5月28日，大豆期货S0205合约以76.587万吨的历史天量顺利完成交割，履约率达到100%。根据大商所提供的数字，当天的实际交割量达到76.5万吨,加上提前交割的大约14万吨。“5.21之役”进入实物交割的大豆总量达到90万吨，动用了20亿人民币的资金；创下我国期货历史上最大的实物交割量和交割金额案例……
变身、变脸？
发生如此巨量交割原因何在？超常规的巨量交割与这场期货合约“变身”有何联系？在未来的期货市场上，“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和“连豆S0205合约”将在其背后转基因政策的巨手推动下将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其走向如何？
德期货研发部期货专家贺东先生首先给出了期货合约“变身”的答案：
在2003年1月以前的老大豆期货合约在备注中说明“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2003年3月以后的“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则注明“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确定无疑的信号：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将被排除在新大豆合约体系以外，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两相比较，期货合约的这种“变身”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影响不言而喻。
对此，贺东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转基因大豆政策保持一致。2002年3月以来农业部等有关机构相继完善了针对进口农业转基因产品生物安全的各项配套管理，其实施细则明文规定：不允许转基因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而作为农作物主要流通领域的期货市场，首当其冲地对进口转基因大豆亮起了“红灯”。
目前即将挂牌交易的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是以非转基因大豆为标准品,是天然、绿色的大豆,有利于国产大豆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而且，据悉大连商品交易所目前已在研究制定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的标准,极可能以油用大豆为标准品,转基因大豆也允许交割。这就为国内大量的大豆加工商和贸易商,提供了一个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工具。而如果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顺利推出，并且其交割标准与CBOT大豆合约接近,将极大地方便榨油、饲料和食品行业的企业借助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因此,新大豆期货合约的市场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然而，一些期货界人士纷纷表示，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转基因政策的明确规定)，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才迟迟未能出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转基因政策出台对中国大豆期货市场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综合各界看法，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及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管理，遵守国际惯例，顺应国际潮流，我国也颁布实施了有关条例和检疫办法，这对国内大豆现货市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现货市场的变化要求期货市场也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期货界人士认为，大豆合约的修改，是根据大豆现货市场近几年的变化趋势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政策要求进行的，也是大豆期货市场自身发展完善的要求。新大豆合约的推出，对打响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品牌，引导大豆主产区大力发展非转基因大豆生产，提高产品品质，振兴国内大豆产业，构建国际非转基因大豆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价格中心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大豆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有助于国内大豆进口商和油脂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国内大豆价格体系，对争夺国际定价权，促进大豆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月风波
显然，新大豆期货合约的始作俑者是国家陆续出台的转基因政策。而老大豆合约S0205又何尝不听命于国家转基因政策的摆布呢？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某著名投资公司资深投资经理人T先生认为：不仅仅是连豆5月的合约，从2001年5月9日起，连豆期货市场的行情就极受政策的影响。进入今年3月份以后，期货市场的表现几乎可以说是唯转基因政策马首是瞻了。
据了解，从1997年起，大连商品交易所就作为目前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大豆期货交易市场，受到了国际期货市场和国际经济贸易界的极为关注。而作为农产品期货的大品种,大连大豆期货的涨跌更受到期货各界的密切关注。大连大豆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化，受供求规律的制约。自1996年我国放开大豆进口后,我国大豆消费市场对进口大豆的依赖程度增加。到2001年,几乎国内所消费的两粒豆子中就有一粒是进口的。
而同时国内大豆产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挑战。早在1996年，在现货市场上国产大豆基本保持着每吨3000元以上的价格，期货交易中一度跳高到每吨3500元以上。据说当时的东北豆农把大豆亲切地称为“金豆子”。然而，在“洋大豆”泛滥般进口步步进逼下，国产大豆价格步步下挫。1999年东北大豆的现货收购价已经低于每吨1700元，期货价也一度跌破每吨1800元(1999年9月合约最低跌到1738元)。后来的几年间，期价也一直停留在2400元以下。2001年以来，随着农业转基因政策的陆续出台，大豆行情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大豆的期货交易量急剧上升。
当这种“政策市”因素的影响积累到2002年5月21日连豆S0205合约交割的时候，矛盾明显激化已在情理之中了。
对此，期货专家贺东提出了全面的见解：连豆S0205合约的完成与转基因政策之间的作用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在转基因政策出台后，做空做多(分别对期货的未来价格看跌或看涨)的双方基于“政策是否影响了进口大豆的数量”做出不同价格走势预期。
具体到连豆S0205合约，转基因政策因素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2002年3月20日以后的80天内大豆的进口基本中断。随着进口总量的减少，国内大豆供应产生了缺口，大豆价格上扬。到5月份连豆合约最终以巨量实物交割，实际上是连做多头(预计上涨)方也始料未及的。前后共动用了超过20亿人民币的资金。但这样一来，压得国内期货市场的盘面一直未起来。与CBOT的走向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在2002年第三季度，CBOT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一起走高纷纷创造出今年的高价。但国内期货市场的高价则是直到12月份才表现出来的。5月份合约包括提前交割的14万吨，一共是90万吨的天量实物交割，对大豆现货市场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转基因政策因素对于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不是持续的，长期和根本影响大豆期货市场的还是全球大豆市场的供需变化或者说是基本面。
余音未了
转基因政策对大豆期货与现货市场在未来的影响事实上还远远不止于此。
以大豆期货市场为例，一些期货研究学者经过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假设——
针对新的大豆期货合约，由于占有中国大豆市场“半壁江山”的进口大豆超过75%都是采用转基因选种、育种和培育生产的，是不折不扣的转基因大豆。所以自然被排除在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之外，不能参与其实物交割；而将近60%的国产传统大豆因直接用于食品制造而不进入油类压榨流通市场。那么，显然每年能够符合新大豆期货合约的大豆流通数量已经变得较为有限，这会不会使新合约的期市“领头羊”的地位发生变化？
同时，由于国内大豆期货市场在多年的运作中逐渐完善了与以CBOT为代表的国际期货市场的价格联动机制，至今即使是转基因等强大的政策性因素，也未根本改变国内国际期货市场的价格联动局面。但由于芝加哥大豆市场的价格基本代表了国际转基因大豆的价格，而中国大豆期货市场在合约拆分后将只代表非转基因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随着转基因技术与非转基因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势力的此消彼长，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的定价机制是否会逐渐脱离与CBOT的联动，而与国际期货市场联动效应的弱化是否会损害到我国期货市场的整体功能……
对此，经济学家和农业科学家却保持着较为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除了依靠期货市场自身建设与成熟发展之外，更要取决于我国传统大豆在高油、优质产品品质上竞争的胜利。即只有在“传统品质对抗转基因获胜”的基础上，我国大豆产业才能确保长足、稳健的发展。而作为依存于其上的传统金融工具之一的大豆期货合约才有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小结与问题
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好的方面讲，自2002系列转基因政策出台，国产大豆价格大幅度得到了提升。国产大豆价格得到支持，进一步就有利于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固。
但同时，转基因政策的影响也具有负面效应。
一方面，有些期货界人士认为，转基因风波打击了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期市。
持有该观点的人士认为，借鉴国外的经验，一个法案的制定实施过程是严肃、科学的，不仅要经过相关各方的讨论论证，同时一旦实施便在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但我们目前的转基因监管状况是，管理措施只是“临时的”、“暂时的”，到期后会怎样需要人们猜测。这对期货交易各方包括现货市场的影响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这是因为大豆期货市场经过八九年的发展，已经有一大批农垦企业、油脂厂、饲料厂、大豆贸易商在连豆期市场中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政策变化对期市的冲击，从长远看，也是对国内大豆整体市场的冲击，如果期市不能发挥正常功能，则必将深远地伤害中国大豆相关行业的市场成熟与发展，暂时保护豆农的，只是局部的利益、短期利益。
120亿美元的转基因:谁之功过?
拉美农民的愤怒
基多，拉美国家厄瓜多尔的首都，每天从苏克雷元帅国际机场起飞的国际航班频繁地穿越过这个人口密集，现代化方兴未艾的古老印第安城市。
进入2002年11月，基多市民的生活颇不宁静。在2002年11月初基多举行的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系列地区性讨论会上，很多人表示反对建立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区，认为它将冲击区内弱小国家市场，造成负面社会影响。10月31日，来自厄瓜多尔各地及其他拉美国家多达1.5万余名印第安人和农民，在基多集会游行，强烈反对建立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区，声称不愿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同期，第七届美洲自由贸易区外贸部长会议也在11月结束，由美洲34个国的外贸部长及参会代表通过了一份《基多声明》，声明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取消影响地区贸易的农业补贴。
美洲国家和拉美农民为何如此关注美国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动向？
据报道,20世纪末转基因商品已经占到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价值120亿美元。由于美国出口的玉米和大豆的转基因比率超过75%,显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农业生物科技的优势是美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高比较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专家肖俊彦特别指出：美国转基因大豆横行洲际的另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是美国政府给予其的农业补贴。
美式转基因的两个“帮凶”
即使是农业经济学家都在惊诧：转基因农业的发展竟如此迅猛。权威数据显示，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7.891亿亩，比上年增加19%。自1996年以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30倍。
在美国，自1995年美国环保局、食品药物管理局和美国农业部批准种植第一代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在美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主流农作物。
目前，美国是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投资最多的国家，近年来50%以上的专利与此相关。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播种最广泛的国家，占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70%，达到5300万公顷。美国国内70%的大豆、75%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作物，利用转基因技术，美国每年可增加15亿美元的农业收入。据报道，20世纪末转基因商品已经占到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价值120亿美元。如果把加工原料中包含的转基因产品和用转基因产品喂养的牲畜也计算在内的话，转基因技术的价值会更加可观。
农技专家认为，采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这些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农民每年用于控制杂草的费用减少了2.16亿美元；每年减少除草剂用量845万公斤。此外，由于种植了不用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使2.47亿吨表层土壤免受侵蚀。数字显示，在2000年，由于种植不用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棉花、玉米及耐虫害转基因棉花，使全球减少农药用量2230万公斤。美国棉农少喷洒了121.5万公斤农药，纯收入却增加了9900万美元。而当这些数字分摊到转基因农产品的价格中，科技为美国种植大豆的农场主们在全球贸易中带来的价格竞争力则可见一斑。
同时，来自各种形式农业补贴的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过去(美国的农业补贴)最高时曾达到50%”，肖俊彦先生介绍说。
以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播种为例，原来，根据1996年美国实施的新农业政策，大豆种植者在播种之前，可以向政府的农业信用公司申请贷款。贷款的数额根据种植面积、产量和一个最低保护价来确定。到收获季节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最低保护价，种植者可以按照最低保护价回购大豆作物，并按照走高的市场价格得到最大的利润。而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最低保护价，则风险由政府承担。
卸掉大豆的“历史包袱”
对比美国大豆在技术与政策上得到的支持，中国大豆就不那么幸运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来，世界各国已试种的转基因植物超过4500种，其中已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接近90种。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仅为170万公顷，到了1999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4000万公顷。
与之相比，目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方面的进展与科技前沿还存在一定距离。自1996年11月正式公布实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以来，目前我国农业部已经批准6种转基因植物进入商品化生产：包括我国自己培育的耐储存番茄(1997)、抗虫棉(1997)、转查尔酮合酶(CHS)基因的观赏植物矮牵牛(1997)、抗黄瓜花叶病毒(CMV)的转基因甜椒(1998)和抗病毒的转基因番茄(1998)，以及美国孟山都公司培育的抗虫棉(1997)。
由于大豆不在批准之列，所以中国大豆品种目前都是传统育种的大豆品种。
与转基因大豆相比，国产大豆(非转基因大豆)在压榨出油率、蛋白质含量和种植的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地位如何？各领域的专家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世界著名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科技中国分支机构的农业经济专家邓联武先生认为：国产传统大豆在竞争中的弱势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转”了基因。由于目前国内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大都是抗除草剂型大豆产品“抗农达大豆40-3-2”，从转基因技术本身看，与是否高油无关。当然，在经济比较利益上，进口转基因大豆的优势是显然的。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豆的竞争力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大豆品种问题。
传统大豆和转基因大豆，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农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专家肖俊彦先生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优质、高油大豆的产业化，包括如何提高育种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大豆压榨技术水平等等。
据了解，目前黑龙江垦区大部分地区已广泛种植高油大豆，但优质、高油大豆的全面推广工作仍然很艰巨，饱受2001年因进口冲击价格大跌“谷贱伤农”事件的影响，大部分种豆农民不仅不敢冒险种植改良品种的高油大豆，更有一些农民甚至放弃了种植大豆，改种别的投入成本低的作物。
农业经济专家肖俊彦先生还向我们推荐了来自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权威调研结论：
在公众的一般印象中东北大豆和玉米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北美相抗衡，但是，这种观念要有所改变。东北大豆的产业竞争力正在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大豆品种的改良和加工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我国大豆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影响我国大豆市场竞争力主要是流通问题；增强国产大豆的市场竞争力，要着力解决供给不足和流通不畅问题。
那么，在农业补贴方面，中国大豆的命运怎样呢？
根据农经专家介绍，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约为2%-3%。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折合182亿美元)。但是，由于补贴面过于广泛，很分散，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果较差；同时，由于补贴方式隐蔽性——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用“暗补”方式，财政补贴资金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则带有一种补助性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据称，农业主管机构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将推广大豆优质、高油生产技术等列入2002年农业部必办的“十件大事”序列中来集中办理。
最后的困惑：
新技术经济格局下的企业选择
2002年，一些中国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经济的冲击:与进口大豆、转基因食品、生物安全控制等关键词同时涌来的,竟是如此密集转基因系列事件！
事件之一：
2002年7月底,国际著名传媒机构路透社传出惊人的消息,美国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与国内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上市代码：600872)正在合作生产转基因大豆。目前已经进入转基因种子及食品安全现场测试阶段。目前在中国转基因大豆还处在禁止生产阶段,如果消息属实，以孟山都公司技术的穿透力和国内压榨市场对高油大豆急切的渴求，甫建立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条例》等“绿色壁垒”将不堪一击。
事件之二：
2002年11月初，3家深圳本地公司的8种转基因食品申请了转基因标识，从此亮出了转基因的“身份”。这8种产品大部分都是食用油类转基因食品，此次申请的8种转基因食品包括食用油、粟米油、豆油、菜油、调和油以及饲料豆粕。同时，大型超市沃尔玛商场已开始实行转基因食品申报制度。
一时间，舆论哗然。……
在“2002年农业转基因系列事件”，中国企业的遭遇折射出这样一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高新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传统经济遭遇并发生碰撞。融不融合已无需讨论。问题的肯綮是：新经济(新技术产业化)与传统经济在两个层面上发生的激烈碰撞将如何得以解决？
对于广大企业来说，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新产业良性发展的模式。企业在新经济带来的冲突和竞争中如何尽快成熟起来更需要这样的指导。
碰撞之一：从捍卫公众的生命知情权，看国内企业的新经济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相关企业的不同做法标志出自身在新技术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地位。
本刊记者首先访问了孟山都公司，该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发言人路小姐否认了“关于与北大荒科技合作生产转基因大豆”的传闻。孟山都公司大中国区资深市场经理邓先生以非正式的方式解释说，孟山都公司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两个关于转基因棉花的合资企业，其市场收益和技术比较优势已经远远超过了与转基因大豆可能的合作。况且目前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商品化尚未获准。
对于孟山都公司来说,如果转基因大豆在中国获准商品化，能够介入无疑是一件一本万利的大好事，参与合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本刊记者多次电话访问北大荒科技公司的时候，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出来。
根据北大荒的公开披露,目前该公司实际“主要从事水稻、大豆、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生产、销售；尿素的生产与销售”。
对于“与孟山都公司合作”的传闻，北大荒公司总部的一位韩先生予以全面否认，并同时也对“国有农垦企业借助非转基因的优势寻求发展”不以为然。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其实是农业转基因系列政策的出台使该合作被叫停。
按惯例，确定传闻应当以当事人的公开表态为事实标准。但中国企业的态度很值得舆论关注。
2002年11月，本刊记者就“深圳油脂企业为食用油加注转基因标识以及深圳沃尔玛商场实行转基因食品申报制度”一事采访了物美商业集团物美综合超市的唐洪友先生。
负责质量控制的唐先生表示，目前在北京的物美综合超市目前没有转基因食品。同时，国家并没有强制执行，并且目前国家还没有明确“转基因食品”的判断标准。即使在刚刚召开的由食品工业协会与质检总局标准化委员会共同举行的全国质量会议上，质检总局标准化委员会领导也没有给出详细解释。
碰撞之二：谁来为新技术经济洗牌？
通过大量访问企业，我们频繁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尤其是进入WTO以后,由于更多新事物、新情况和新规则一涌而入，多数时候我们的企业还仅仅停留在努力学习游戏规则，力争遵章守纪的阶段。学习规则,适应规则,当然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也在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与国内企业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对比。
反观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尽管已经具有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却因为缺乏创新的魄力和前瞻的视野，仍然在新技术经济的“幽灵”驱使下亦步亦趋，并逐渐丧失了领先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