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报道：我国出口食品因为检测出抗生素残留而被拒绝在海关之外。根据我的了解，我国畜牧业使用抗生素的量，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使用量的总和。”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肖永红的这个判断也许并不夸张。
相关资料显示，虽然1989年农业部就颁布了《批准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品种及使用规定》，1994年又发布了《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此后又相继修订，但滥用抗生素造成残留超标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药残超标已经使我国出口动物性食品屡屡被拒，2002年初，欧盟开始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虾、兔和家禽肉等动物源性食品和水产品，由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中国水产品出口下降70%以上，仅浙江省2002年一季度就因此减少农产品出口1亿美元。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药残超标已成为制约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重大问题。我国是畜禽产品生产大国，加入WTO后，我国农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药物残留”往往是引发国际贸易中非贸易性技术壁垒的导火线。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出口创汇，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还损害了中国农畜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
在第10届全军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上，国家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越研究员曾指出：目前滥用抗生素的现象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总量中90%被用在食用动物身上，且其中90%都只是为了提高饲料转化率而作为饲料添加剂来使用。
为何抗生素在养殖业中几近泛滥成灾？这显然与它背后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据悉，在那些管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养殖场或养殖户中，使用抗生素不仅可使动物抗病能力提高，还可让它吃的更少，长的更快，这无疑就会降低饲养成本。与此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力度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有抗食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在药店需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的抗生素，饲料厂、养殖厂或养殖户就能轻易批量购买。
一面是利益的驱使，一面是监管的漏洞，有了市场需求，不少饲料厂就会积极主动地生产“有抗饲料”，而那些陷入“耐药性”恶性循环怪圈的养殖厂或养殖户，又不得不对生病的禽畜加大抗生素的用药剂量。
有关资料显示，当前用于农畜身上的抗生素种类甚至已经超过人用抗生素种类。虽然各地的质量监督中心会不定期地进行抽检，但是由于我国养殖模式主要是“千家万户”式的分散饲养，也无法有效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同时，那些杂牌饲料生产厂家在利益的驱使变得胆大妄为，生产的“有抗饲料”品种越来越多越杂，以致于那些国外可行的检验方法在国内却屡屡碰壁。
健康平等：农畜产品岂能“内外有别”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冉陆介绍，由于抗生素在饲养过程中被长期低剂量使用，动物会逐渐产生耐药性，这种耐药菌可以通过粪便直接污染环境、水、食品，还可以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给人。可怕的是，这种耐药基因还可以传递给人体肠道内的细菌，让它们也变异为耐药菌。此外，长期食用“有抗食品”，即使消费者即使没有直接大量服用抗生素，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就这样，通过“有抗食品”，从动物传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性感染越来越难以治愈，而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下去。
正是鉴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它们采取严厉的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据悉，瑞典于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1997年瑞典加入了欧盟，欧盟也执行了局部禁用阿伏霉素。紧接着，荷兰于1998年停止了以预防为目的地使用奥拉喹多，丹麦和瑞士则完全禁用AGP。其它国家的许多生产者对于抗生素实行了“商业性”禁用，并开始向市场销售保证“无抗”的肉和蛋。2003年欧盟监管委员会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欧盟范围内全面执行禁用AGP。在美国，已经有部分食品公司采取措施，禁止其供货商把抗生素用作生长促进剂。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一项针对使用AGP的官方政策，但FDA已经就畜禽养殖业新型抗菌药(包括用作促生长目的的抗菌药)安全性评估提出了一项指导方针。另外，他们还进行研究并提供资源，以监测抗药性的出现，并尽可能地减少抗菌药的使用。基于出口的压力，泰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部分执行欧盟的AGP政策。
而出口国的压力则来自于进口国的严格标准。据悉，法国规定自1991年6月1日起，欧共体成员国以外的第三国出口到法国的每批蹼足类(鸭、鹅)产品(新鲜的、整只的、分割的、肥肝)必须具备无抗生素(氯霉素、磺胺类抗生素)残留证明。此后我国政府很快发出通知，要求各商检部门按此要求进行，并通知有关饲养场、加工厂，加强用药管理，防止氯霉素、磺胺类抗生素残留问题发生。
随着近年来在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上频频触礁，国内大部分出口型相关企业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加强药残管理力度。窥一斑可知全豹，我国2005年出版的一套《进出口食品中农兽药残留检测新标准技术实用手册》，虽然定价高达998元，却依然成为养殖行业的畅销书。
但令人忧虑的是，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上依然危机四伏。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不健全，加上监管惩处乏力，在不法利益的驱动下，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有抗食品”依然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隐形杀手”。
爱尔兰Alltech生物技术中心研究人员Lode Nollet指出，欧盟及美国乃至更多的国家、地区治所对AGP进行限制，原因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同样拥有对安全食品的消费需求，同样具有对“有抗食品”的知情权和“无抗食品”的选择权，应该尽快改变当前这种“内外有别”的不良养殖加工状况。
转变模式：中国养殖业能否“无抗”
早在2000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曾批准发布了8项无公害农产品国家标准，出台了49项绿色食品标准，73项无公害食品行业标准等，其中部分标准对少数几种抗生素的残留作出规定。但这并未能有效阻止“有抗食品”在餐桌上的泛滥，进入农畜体内的抗生素种类也空前复杂繁多起来，上述标准显然已经无法涵盖成百上千种食品，不少原有标准已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据业内人士分析，我国养殖业之所以滥用抗生素成灾，与当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有着直接关系，散、乱、差现象依然存在，绝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管理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养殖场和千家万户的养殖户，由此带来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都相对较大。要想真正有效控制农畜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必须切实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否则“有抗”将成为制约我国养殖业健康长足发展主要瓶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