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受农民的养猪风险制约，这反映出农民抵抗生产风险的能力仍然非常微弱。只有当广大的农民愿意养猪、养猪能够获利、遭受疫病能够得到政策补偿时，农民才敢于养猪。只有当生产环节保持稳定时，猪肉和其他畜禽产品的来源才能得到保障。
近日来，猪肉全国性大范围涨价。北京一个月内上涨14次，价格比去年翻番，批发价达15.70元/公斤。上海和沈阳也涨至10年来最高价。多数省区市同比上涨约三成。北京下岗工人赵女士说：“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买一次肉解解馋。”河北省猪肉均价目前是17.20元/公斤，较“五一”期间上涨16.2%；其他肉类价格也不同程度上涨。
对于猪肉涨价的原因，业内人士大多认为是饲料涨价导致了肉价的上涨。新华社发表有关评论认为，“深层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和农村信息不对称”，职能部门缺乏有效信息沟通，无法向农民发布有效的生产信号。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肉价上涨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是受农民的养猪风险制约，反映出农民抵抗生产风险的能力仍然非常微弱。养猪风险大了，农民不敢养猪；农民养猪少了，肉价自然上涨。
新华社的评论说“农民和职能部门缺乏信息沟通”，其实并不是这样。养猪情况，每月每季都有统计数据；肉蛋价格每月都有调查和通报。对于市场的基本情况，政府方面和农民方面基本上都知道。问题在于，当农民养猪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损的时候，农民就会自动放弃养猪。
去年上半年，笔者下乡镇检查动物春季防疫情况。由于猪链球菌病等疫情的影响，猪肉一度滞销，因此农民反映肉猪和仔猪价格太低，不愿意养猪了。当时笔者认为：大家都不养，猪就少了，下半年肉价就会上涨。但是，农民说他们多养一天，就要多亏损一天，坚持不到下半年了。
当下中国的生猪养殖，还是以农户散养为主，养殖场的规模养殖比重很小；在养猪大省四川，规模养殖生猪的出栏量，估计也不过只占15%左右。规模养殖大户的抗风险能力虽然强一些，但是决定生猪供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广大的农民个体养殖。当很多农民的个体养殖量出现锐减时，市场的肉价必然要受到影响。
国家对于发展生猪虽然有一些扶植政策，但是项目和金额都非常有限，所以主要用于扶持养殖大户了。广大的个体养殖户，市场风险基本上靠自己承担。当动物疫情影响人们吃肉时，农民有猪卖不掉，即使能卖掉也卖不了高价。当病畜病禽需要扑杀消灭时，政府只给一部分经济补偿，损失主要还是由农民自己承担。
国家虽然有一定的储备肉，但是恐怕难以长久供应。所以，猪肉供应最主要的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只有当广大的农民愿意养猪、养猪能够获利、遭受疫病能够得到政策补偿时，农民才敢于养猪。只有当生产环节保持稳定时，猪肉和其他畜禽产品的来源才能得到保障。
中国走规模养殖之路，还需要比较长的时日。在积极发展规模养殖的同时，必须照顾到最大的养殖群体———广大的农民个体养殖户。对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提高养殖技术水平，提高畜禽生产品质。在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的同时，逐步向安全食品和绿色食品的方向迈进。（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