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安全保障体系，首先，要与时俱进地转变石油农业生产方式，用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生产方式取而代之。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可以降低化肥涨价造成的种粮高成本，减轻饲料涨价造成的养殖高成本。能够让农户兼营种养两业获得综合收益，调动农民种粮养畜的积极性。
其次，要继续深化农业体制机制改革，继往开来，在农户家庭责任制基础上构建农业组织体系。在微观层面，将现有自然农户培育成种养结合小型规模化农户，使其由“微观生产主体”转型为“微观经营主体”；在中观层面，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让农民获得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在宏观层面，发展农产品协会，由其站在产业链制高点上制定战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协调产销，有效化解市场不确定性给农民造成的风险，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
再次，面对不断加大的国际化风险，要确保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作物产业链关键环节不失控，不再重蹈大豆覆辙，实现国家粮食产业体系的自主独立。
最后，要破除迷信进行理论创新，在理论上不再把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割裂对立起来，并承认小型规模化农户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再把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当作教条、奉为经典，让中国农民削足适履地走美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大方向进行改革创新，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国特色农业安全保障体系就能建设成功。
一、推广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化肥农药涨价增加了种粮成本，打击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饲草饲料涨价提高了养畜成本，也打击了农民养殖的积极性。从涨价源头看，化肥农药涨价的根源是石油涨价，饲草饲料涨价也根源于石油涨价。
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不断涨价，在石油农业体系框架内无法解决种粮养畜的高成本问题，出路只能是转变石油农业发展方式，在农户中推广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生产方式，不仅能够降低粮食种植成本，还能调动农民种粮养畜的积极性。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能够降低粮食种植成本。我国的养殖业与种植业严重脱节，这种种养分离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很大弊病。一方面规模化养殖大量集中排放的粪便污物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土壤缺乏有机肥，导致耕地贫瘠退化。由于种地的农民不养殖，缺少有机肥料来源，种田只能大量依赖使用化肥。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用量最高的国家，是化肥第一消费大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不断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作为石油衍生产品的化肥也不断大幅涨价。不断上涨的石油直接间接地提升了种粮成本，吞噬了国家对种粮农户的补贴，导致农民种粮收益下降。石油涨价由国际化因素主导，是外部输入型种粮高成本。我们无法控制，只能被动接受。
农业高成本是石油农业的必然结果，只要沿着石油农业的道路走下去，就无法摆脱高成本的困扰。为防控石油涨价导致的化肥农药价格上升，必须果断地从西方石油农业模式中逃脱出来，下决心转变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在农户中推行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减少化肥使用量，摆脱对化肥的依赖，才能降低农民种粮成本。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能够化解养殖高成本。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生产方式不仅能够降低粮食种植成本，还能降低畜禽养殖成本。实际上，种植业与养殖业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完全可以在农户中结合起来经营。如在林地中养猪，在果园内养鸡，在稻田里养鸭，在田间地头养牛养羊。夏季利用地边、渠边、路边放牧，以获取不花钱的饲草资源。秋冬季利用收割后的庄稼地放牧，降低饲养成本。农户利用自家承包田种植饲草饲料，用来发展养殖业，可以降低养殖成本。实行种养结合，农户把小型规模化养殖活动安排在田间林地里。饲草饲料可以就近饲喂，牲畜粪便也就近施入农田，节约运输人工等资源，能够降低种养两业生产成本。
农户种养结合以生态化方式实现防疫低成本。当前，农民在养殖活动中，不仅面临饲草饲料成本过高的制约，还受到疫病风险的困扰。用生态化方式防治畜禽疫病，能够大大减少药品的投放，降低畜禽养殖防疫成本。以农户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在田边地头饲养畜禽，在林地草地中饲养畜禽。畜群之间在地域上互相拉开距离，由绿色植物进行间隔，以林地农作物草地等作为天然隔离带，形成天然防疫屏障，进行生态化防疫。
农户小型规模化饲养畜禽，缩小了猪禽种群单位数量，群与群之间拉开距离，能够有效防止疫病集中爆发而“火烧连营”。由于畜禽在林地草地上放牧饲养，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不实行高密度的舍饲笼养，能够在林草地上自由运动，生存空间拥有量扩大，使其得到运动锻炼，因而不易发病，降低了防疫成本，减轻了疫病风险损失。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实现了环保治污低成本。规模化养殖场或集中化的养殖小区造成种植业与养殖业脱节分离，畜禽粪便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大量集中排放粪便污物，造成局部区域环境过量超载。种养结合就是把种养活动结合在每个农户中、结合在每块农田里、结合在每片果园林地中。这样，养殖活动就从农民的庭院里迁移出来，不再污染村庄庭院环境，解决了养殖垃圾对村庄庭院的污染问题，有利于建设村容整洁的新农村。畜禽粪便作为肥料，就近施入自家农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形成农业循环生产方式。与工业化治污方式相比较，生态化治污不需要昂贵的基建设备投入，也不用付出高额的环保费用，环保治污成本低。
二、让农民从事种养结合复合型产业，获得种田养畜综合收益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生态化种养方式，为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提供了品质支撑，为培育健康安全的放心农产品品牌融入了内涵，农民可以通过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获取较高价格。农产品涨价已使得农业地位提升，成为有利润的强势产业，成为容纳农民大量就业的产业资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可以长期维持这种局面，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户实行种植业与养殖业一体化经营，能够利用肉蛋奶价格上涨的机遇，让粮农通过养殖业获得综合收益。实行种养结合，农户可以横跨种养两业，在市场博弈中掌握更多的资源和规避市场风险的工具。如在玉米价跌时，可以利用手中的玉米饲养畜禽，利用当前畜产品行情好的机会提高综合收益。
三、以小型规模化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降低农业组织成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３０年农村改革的主要成果，由于确立了农户家庭的微观生产主体地位，既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构筑了我国农业组织体系的基石；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还保障了我国３０年的粮食安全。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这个微观主体既是农业生产的基石，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在我国的农业组织体系中，只要农户这个基础细胞不失去活力，我国的粮食安全就有保证，农村经济社会就能稳定。因此，不能为追求土地规模化经营，让大多数农民失地和农户破产，成为只能到处打工、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农民工。
当前，要对现有农户进行培育和转型，将其培育成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复合型农户，把农民培育成富农，成为有房有地（耕地、草地、林地），有家产牲畜的富农。让农户实行种养结合，利用手中的实物资源替代短缺的货币。饲草饲料在自家地里种植，羊羔牛犊由自家母畜生产。规模小、用工少，劳动力主要来源于自家，不用花钱雇工。只要农户手中拥有要素资源，他们就能进行优化组合开展经营活动（公共资源由合作社等服务组织提供），实现由“微观生产主体”向“微观经营主体”的转型。
小型规模化农户具有组织成本低的优势，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微观组织形式。小型规模化家庭经营管理层次简单，具有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省等优势，沟通协调障碍少，经营管理的组织成本较低。农户家庭经营机制灵活，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强。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人财物都是自家的，赔赚都由自身承担，不需要庞大的管理机构，也不需要众多的管理人员。不用互相制约监督控制，也不会产生中饱私囊行为。不需要奖金、高薪等激励措施，也有持久的动力和干劲，适合农民当前的素质和驾驭资源的能力。
农户内部与农户之间，靠亲缘关系进行沟通协调，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信用成本低。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承技艺，技术培训成本也低。通过强化农户的微观主体地位，使农户由贫农变成富农，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吸引部分子孙后代扎根农村继承家业。对防止农民出现断层，对防止农村基础产业弱化萎缩，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台，让农民获得加工销售环节利润
２００７年初至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消费者抱怨涨价太快，价格过高难以承受，但农民却声称没有赚到钱，种粮养畜的积极性仍然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前不久农业部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结论是：在农产品产加销链条中，农民从事的种养环节投入多、耗时长、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大，但获得的利润相对较少。农民种粮养畜收入徘徊于盈亏之间，即使盈也是微利，但往往赔多赚少。而从事加工的工业环节收益相对稳定，从事销售的商业环节利润偏高。
农业部的调查报告认为，这次农产品涨价是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而化肥农药等农资涨价，导致的种植高成本由农民买单；饲草饲料涨价导致的养殖高成本，也由农民承受；而加工销售环节加价的好处，农民却无法得到，由工商环节独享。农产品利润在产业链中的分配在客观上是不平衡的，工商环节利润是稳定的，这个环节没有雹砸水淹等自然灾害，是旱涝保收的。工商环节位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不与有生命的动植物打交道，能够随市场波动调整产销量，能踩刹车避风险，能踏油门抓机遇。而种养环节的农民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收益较少却风险较大。
为提高农民收入，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在加大政府补贴力度的同时，也要利用市场分配机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产品产业链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政策供给的亮点，既然加工环节的收益稳定，就可以通过调整产业链利益分配关系，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农民获得加工环节的收益。销售环节利润丰厚偏高，也可以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把销售环节的利润“调节”到农民口袋里。
笔者建议，各级政府要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入加工销售环节资源，为农户在加工销售环节搭建互助合作平台，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让农民获得分享加工与销售环节的利润。可以参照政府为买不起房的市民提供“廉租房”的做法，政府也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廉租厂”。比照商务部扶持农村“千村万店工程”的做法，在大中城市为农民量身定做“千城万店工程”，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大中城市社区建设绿色农产品直销店。
同时通过税费优惠等措施，将销售渠道作为公共品，交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平台，实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实现产销直接对接，消除市场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低成本实现产销信息的及时准确，保证产销的精准无缝对接。降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给农户生产造成的困扰，也降低信息不完全性导致的过高交易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壁垒，对城乡资源进行互补性组合，能够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把城乡工农连接在一起。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
第一，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台，将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回归给农民，让农民能够较大幅度地持续增收，提高种粮养畜务农的积极性。第二，加工业与销售业是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两大支柱，这样的制度安排，成功搭建了我国农业服务体系的主体框架。靠这个主体框架的支撑，可以进一步添砖加瓦、补充提高，从而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第三，加工业与销售业是农产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政府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主导了农产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能够介入其中进行有效的调控，防止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保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社仍以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只是在加工与销售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搭建互助合作平台。不破坏农户的家庭财产权与经营权，合作社并不取代农户。农户是微观经营层次，合作社位于中观经营层次，二者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农户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对有分有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继承和发展。第五，解决我国三农问题，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需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解决粮食安全保障副食品供应，要紧紧依靠农户群众力量，也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民办官助，让地方政府深度介入“三农”，使农民的积极性和政府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
五、针对市场不确定性构建农业宏观经营组织，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互相脱节，也由于农产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利益博弈，还由于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农产品市场不确定性特点十分突出，农产品市场买难与卖难经常同时或交替出现。针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必须提高产业的整体性，实现产加销一体化运作。解决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高度分散的农户是无能为力的。为调动农民种粮养畜的积极性，需要组建保护农民利益的“欧佩克”。
市场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测，只能通过产业链的组织化实现产销精准对接，才能有效化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为化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需要构建市场上层宏观组织。产品协会就是为解决生产不确定性而设置的宏观产业组织，就是农产品的“欧佩克”。
农产品协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采取虚拟一体化组织形式，进行产销对接平衡，提高农业农产品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农产品协会可以由各级政府的农牧林局、处、厅转变职能来承担。产业区域在一个市县范围内，则建市县级产品协会。产业区域在一个省范围内，则建立省级产品协会。产业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就建立全国范围的产品协会。产品协会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对产量、销量、储量等进行产销沟通对接协调，将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进行产销平衡。尽管不能十分精准，但差尺不差丈，总比放任市场自由波动效果好。
现代农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了上中下游，包括了种养加、产供销各环节。农民所从事的仅是其中的种养环节，而且是最弱势的环节。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无法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但是，在国际化、市场化条件下，仅仅把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不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而是整个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问题的症结，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经营状况分散，而是产业链成员之间一盘散沙，处于无组织状态。
农业产业化应该是产业链的组织化，是产加销的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整个产业链的统筹协调配合行动。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或组织化，恰恰缺少产业链的组织化。所以，农业产业化必须进入更大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整个产业链，需要在产业宏观层面设立上层组织，居高临下地站在产业链层面进行组织协调指挥，进行一体化运作。这个一体化，不能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垂直一体化”，不是“大而全”的一体化，而是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有实有虚的一体化经营。农产品协会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抓手，通过对农产品产供销积极主动的组织协调，可以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六、实施产品替代战略，减少大豆消费量，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赖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品种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它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各自独立的定位。水稻是大米的原料，小麦是白面的原料，大米白面是国人的主食品种，小麦水稻的定位是国人口粮。玉米大豆的定位是饲料。玉米是的主角，大豆（粕）则是蛋白饲料的支柱。在当前小麦水稻产业安全的情况下，需要寻找处在困境中大豆产业的出路，也需要研究存在安全隐患玉米产业的对策。
由于中国大豆产业链关键环节失控，大豆压榨加工８０％的产能由四大国际粮商控制，我国大豆进口量已占压榨量的２／３。饲料豆粕涨价导致猪肉价格上涨，连锁反应引发肉类食品价格全面大幅上涨，豆油涨价导致食用油价格普遍上升。不仅影响到农产品领域，还影响到整个经济形势。大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是进口量多与少的问题，也不仅是价格高与低的问题，其最大的杀伤力是市场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既影响种植业，也影响养殖业，既影响生产又影响消费。既给农业生产者的微观决策制造困难，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加难度。
２００６年我国大豆价格跌入２．１元／公斤的谷底，大豆种植面积直线下滑，进口量直线上升。在豆农心灰意冷准备放弃大豆种植的时候，２００７年大豆价格又出现上涨，涨得我国豆农目瞪口呆。正当豆农喜出望外之时，从３月１７日至２２日，仅一周时间，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价格暴跌，导致我国大豆价格大幅下跌１０％左右。２００４年豆贱伤农的惨剧，农民还记忆犹新，大豆价格剧烈波动，致使黑龙江豆农由惜售转为抛售。面对市场一惊一乍如此多的变数，农民怎样进行播种决策，种大豆还是种玉米﹖政府又怎样进行宏观指导？大豆的市场不确定性，让我国豆农无所适从，让我国压榨企业走投无路。
美国农业部掌控着大豆信息披露话语权，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操纵着大豆定价权，美国孟山都公司等垄断着转基因大豆种子技术。压榨环节是大豆产业链的咽喉要道，布局在大豆产区的国内中小压榨企业已被挤垮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外资布局在沿海港口的大型压榨企业。全球日处理大豆６０００吨的大型企业有１２家，其中６家在中国沿海地区。外资已经完成战略合围，我国大豆产业已被“深度套牢”，难有回天之力，根本无法把３０００万吨大豆进口量转变成国内种植。我国大豆目前只能维持现在的种植面积，也只能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
有人主张走出去种大豆，如到毗邻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种植大豆，到土地资源丰富的巴西租地种大豆，这是难以实施的纸上谈兵。因为俄罗斯一直警惕和防范中国向其远东移民，不大可能允许大量中国人到远东种大豆。美国在巴西没有种大豆，而是修道路、建港口、搞仓储掌控大豆物流业。大豆则由巴西人种植，然后将所收获大豆的８０％交给美国公司收购出口。由于没有掌控产业链关键环节，中国人到巴西种大豆，也得同巴西人一样交给美国人收购，然后销售到中国来。
解决大豆问题治本之策是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需要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实行产品替代。大豆的终端产品是豆粕和豆油，有针对性地采取产品替代措施，减少了对豆粕豆油的消费，就相应减轻了对进口大豆产品的依赖，截断了向国内市场传导风险的线路，釜底抽薪地减弱了大豆这个国际化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干扰。
我国是一个油料品种众多的食用油生产大国，应该从国情出发，在食用油生产消费方面实行多元化的方针，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转型调整，推行产品替代战略。如引导鼓励国人多消费菜籽油、花生油、葵花油，这类油品我国具备面积大产量高的优势或潜力。养猪业要转变饲料结构，蛋白饲料并不是只有豆粕一种。豆粕能够成为蛋白饲料的主角，是美国人在全球推广的结果。
当初，大豆价格低廉，豆粕确实是物美价廉的蛋白饲料，确实无可替代。但已经时过境迁了，豆粕已经不是廉价的蛋白饲料来源。因此，需要对养殖业实行蛋白资源替代，发展工业饲料酵母，用菌体蛋白替代大豆蛋白。鼓励农民种植可以直接饲喂猪禽的青绿蛋白作物等，都能减轻对进口大豆和豆粕的依赖。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农产品实行产品替代战略，我们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构建自主掌控、攻守兼备的产业体系。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化解国际化风险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不仅仅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七、挖掘玉米潜在战略价值，树立其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的支柱地位
美国农业部官员预计，在未来４－５年，中国将变成一个玉米净进口的国家。基于大豆的前车之鉴，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防止玉米重蹈大豆的覆辙。美国介入并主导中国玉米产业链的方式路径与大豆相同，就是掌控加工业这个产业链关键环节（在大豆产业中是压榨加工环节，在玉米产业中是乙醇深加工环节）。
当前，美国正在加紧构建全球生物能源产业体系，已通过美元贬值利用期货市场推动了石油涨价，为玉米乙醇能源创造了市场机会。美国土地资源丰富，玉米种植面积大，在高科技生物转基因技术方面全球领先，使玉米乙醇原料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种植面积大再加上产量高，美国的玉米产量居全球第一，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在原料上可以控制垄断。
凭借芝加哥期货市场，美国能掌控玉米定价权，目前，正联手巴西筹建国际乙醇产品协会。届时，美国、巴西的乙醇生产量将占全球的７２％，居世界垄断地位。中国是世界石油消费大国，还是石油净进口国。如果某一天我国在进口石油的同时，也进口美国的燃料乙醇，就会在能源、粮食、金融三大战略资源上对美国产生依赖，加大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隐患。
在美国的推动下，用玉米制作生物能源，使其拥有了能源产品属性；将玉米在全球期货市场交易炒作，又使其具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粮价与油价联动，期货与现货价格联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由于金融资本的兴风作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为制造短缺和过剩，造成产品价格紊乱。
在新形势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仅抓生产、从产品角度进行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玉米产业构建“防火墙”，防止产业链关键环节被别人掌控。截断粮食、能源、金融全球联网的线路，避免纳入美国全球产业体系之中。因此，玉米深加工在地域上要限制，只能布局在主产区。玉米深加工企业产权不能由外资直接或间接掌控。 玉米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是饲料，国家要支持玉米产区大力发展畜牧业，支持以农户为单位实行种养结合，通过种养结合将玉米就地转化为肉蛋奶，减轻仓储运输环节的瓶颈制约给农民造成的卖粮难。国家应为玉米产区量身订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如为粮食主产区畜产品提供市场资源，安排主销区与主产区产销对接，提供军需肉食品采购订单支持等。
玉米和大豆都在同一区域生产，在面积上可以互相替代。笔者认为，由于农户种植玉米的效益高于大豆，在国际化新形势下，粮食主产区应压缩大豆面积扩大玉米种植，将发展重点向玉米倾斜。其理由是：在饲料结构中玉米所占比例大（玉米约占６０％，豆粕占２０％左右），玉米在畜牧业中的分量比豆粕重。大豆虽然是重要的蛋白饲料，但可以实行产品替代。如用其他饼粕替代，用菌体蛋白、非蛋白氮进行替代，用鱼骨粉等动物蛋白或工业酵母进行替代等。
而玉米作为则难有替代品。同时，玉米秸是资源量大的饲草，是世界上草产量最高的牧草，比豆秸生物量大得多。玉米秸可以制作青贮。用青贮方式对秸秆进行品质优化，是投入少、效果好、简单易行的饲草优化方式，在国际上普遍使用。只要我国的玉米秸实现了青贮，就可以支撑牛羊等草食畜牧业低成本的大发展。
在世界畜牧业发展格局中，草食畜牧业普遍被放在重要地位上。因为草食动物是节粮型畜牧业，可以利用牧草秸秆等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资源转化生产出高质量的肉奶等食品。在粮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在粮食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大趋势下，在玉米豆粕等饲料资源制约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我国畜牧业应大力发展草食动物畜牧业。努力降低猪、鸡的耗粮型畜牧业比重，改变以猪肉为主的不合理消费结构。
美国农业部为应对玉米大豆谷物饲料价格上涨，调整了牲畜饲养结构，重点发展草食畜牧业。为进一步降低饲草成本，最近还将超过２４００万英亩的储备耕地释放出来用于放牧。低成本的饲草来源拉低了牲畜饲养成本，低饲养成本促使牛肉牛奶价格大幅下降，较低的牛肉牛奶价格又拉低美国整个食品价格，而且今年比去年降幅更大。
在豆粕等饲料涨价导致养猪成本上升、猪肉涨价的时候，如果我们火上浇油地大养其猪，就会加大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推动大豆及相关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低成本发展草食畜牧业，也是我国农业的战略选择。我国虽然没有美国那样丰富的储备耕地，可以随时释放出来发展草食畜牧业，也没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优质的草场资源，但我国２亿吨的玉米秸，是数量巨大的饲草资源，也是价格低廉的饲草资源。玉米秸经过青贮，还是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的优质饲草资源。
国外普遍种植专用青贮玉米，连秆带穗全株切碎制成青贮饲料，这种方式提高了玉米的生物学产量，大大提高了能量、蛋白质的收获量。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民不愿接受玉米连秆带穗全株青贮，认为不把籽实收获起来，地等于白种了。实行玉米带穗全株青贮，不仅存在农民心理习惯障碍，也存在着比较利益低、机会成本高的问题。传统玉米秸铡切青贮方式，虽然能够保证质量和饲喂方便，但在人手紧张、车辆缺乏的秋收大忙季节无法实施。玉米穗达到乳蜡熟期可以收获，而玉米秸仍然青绿，适合青贮的这段时间极短，仅二三周时间。这段时间非常宝贵转瞬即逝，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就会错失良机。
只有采取省人、省钱又操作简单的免铡就近青贮，采取极为省工简便的不铡切整株青贮、不长距离运输的就近青贮。不受人手多少和车辆有无的限制，才能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完成玉米秸的青贮工作。免铡青贮能够抢时间争速度，在短短的两三周内，将青绿玉米秸青贮入坑。到了饲喂的时候，农忙季节已过，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来进行切铡处理。将玉米秸由地面堆放变为地下青贮，不占地面空间，不污染村庄庭院，减少火灾风险。青贮之后，适口性强，提升营养价值，利用时间延长，值得大力推广。(张振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