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秸秆利用先期投入和长期收益的矛盾,将秸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见的经济优势,最终使80%的秸秆得到利用。在6月18日-19日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举办的“2008秸秆综合利用(北京)高层研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静如是说。 由于我国分散经营的小农模式和传统意识,大量秸秆目前仍然只停留在焚烧,少量用于还田和工业原料利用的阶段,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化程度不高。秸秆焚烧不仅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经济问题。对此,与会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认为多途径加快秸秆综合利用进程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焚烧责任不在农民 农民是秸秆焚烧的直接实施者,但中国农业大学程序教授却认为:农民焚烧秸秆有自己的苦衷,禁烧之难的责任不在农民。 中国农业大学孟庆祥教授认为,目前秸秆还田之所以在很多农村难以有效推广,主要是因为目前腐熟技术还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农作物播种和容易导致土壤风蚀,每亩20元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当前麦田多数实现了机收,收割后的麦茬高,如不及时清理,将不利于抢时播种,农民在没有更好处理途径的情况下,焚烧实属无奈之举。因此,在一些农村特别是在粮食主产区,农民偷偷烧秸秆的现象屡禁不止。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他认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结构的改善以及秸秆收集、整理和运输成本等因素,也是造成秸秆出现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过剩,没有收集利用的重要原因。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产粮区,大量秸秆剩余不得不烧;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农村,商品能源正取代秸秆作为生活能源,而在能源丰富的山西、河南等地,由于农民容易获得廉价的煤炭,因而秸秆焚烧禁而难绝。 禁烧难根源在制度设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周弘春研究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秸秆禁烧难根本在于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完善。 概括专家们的分析,秸秆禁烧之难肇源于五方面:认识偏差:认为秸秆是废弃物,而不是资源,因此开发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突出的表现是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不够;设备研究滞后:秸秆利用的最终突破要靠大规模的加工设备和设施介入,特别是在茬口紧的多熟农区,秸秆便捷处理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严重滞后;技术集成不足:目前秸秆资源利用以传统技术为主,缺乏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秸秆利用各项技术的集成组装性不够,适合于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型化、实用化技术缺乏;市场不成熟:秸秆利用的终端市场不成熟,例如作为饲料利用的畜牧业存在产品价格波动大、可替代饲料资源多等问题;财税政策欠完善:国家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秸秆利用效益比不高,尤其是对于小农经营的传统农业模式来说,收益与成本相比没有足够吸引力。 周弘春研究员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五大方面,根源就在于其背后的制度设计缺失或者不完善。如此一来,秸秆利用经济性差、商品化和产业化程度低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存在,禁烧之难的症候就是在此。 秸秆综合利用是系统工程 “秸秆综合利用既立足于农村的千家万户,又大大超越了农业范畴,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处谭衍处长认为,应因地制宜,根据秸秆的分布特点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用途的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和产业,实现秸秆的有效、高效利用。 孟庆祥教授认为,在粮食主产区,与优势农产品布局相结合,重点发展秸秆饲料过腹还田、机械化粉碎直接还田和快速腐熟还田等利用技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重点发展秸秆饲料过腹还田、秸秆气化等新型能源开发。在生态脆弱地区,与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重点发展省柴节能灶(炕)和秸秆生产沼气等利用方式,解决农户燃料问题。他认为,秸秆利用应顾及现实和重点,由于秸秆来源分散、农户经营规模小,应推广秸秆打捆、压缩成型等加工技术;应与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相结合,优先利用棉秸、稻壳等秸秆资源。同时,鼓励多种利用方式并举,如秸秆蘑菇、秸秆造纸、秸秆建筑材料和包装材料等。 沼气和发电要因地制宜 利用秸秆生产沼气是专家们看好最可行的办法之一。程序教授认为,随着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生活用能将主要依靠气体燃料,在天然气无法满足农村需要的情况下,沼气是最佳替代品。仅2007年秸秆户用沼气增加5万户。利用秸秆生产沼气既可以解决畜禽粪便原料不足的“瓶颈”,也为大中型沼气发展提供了机遇,符合国家未来沼气发展的规划。 而对于秸秆发电,专家们则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成和反对。原因就是尽管这项技术已经成熟,但在成本控制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孟庆祥教授认为,秸秆应以优先满足农民生活燃料、饲料为前提,剩余部分才用于发电。我国大部分县域范围内的富裕农作物秸秆资源难以满足一个25MW的发电厂运行,秸秆发电厂如何能保证“吃得饱、吃得好”,正待解决。 各方协同建立长效机制 目前,很多秸秆利用主要技术已经成熟,只是某些具体工艺方面尚有待完善。专家们认为,要真正把技术推广于应用,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建立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产业发展长效机制。 谭衍处长认为,要理顺和完善相应的财税鼓励政策,投融资政策和价格政策,使所有技术都能享受同样待遇。周弘春研究员认为,要合理设计制度,“胡萝卜+大棒”两者并施,调动农民和企业的主动性。同时,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机制,解决秸秆利用中的通用技术和实用技术难题。 让“流浪”秸秆“回家”是孟庆祥教授提出的一个形象观点。然而,要达到这一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国秸秆的相关情况 ◆我国农作物秸秆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每年秸秆产量6.5亿吨左右。其中,水稻、小麦、大豆、玉米、薯类等粮食作物秸秆约5.8亿吨,占秸秆总量的89%;花生、油菜籽、芝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秸秆占总量的8%,棉花、甘蔗秸秆占总量的3%。此外,我国南方浙江、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区的笋壳,也是很好的“秸秆”类资源。 据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直接用作生活燃料的部分秸秆约占总量的20%,用作肥料直接还田的部分秸秆约占总量的15%,用作工业原料的部分秸秆约占总量的2%,废弃或露天焚烧的部分秸秆约占总量的33%。露天焚烧是目前解决秸秆去向的主要途径。 ◆从2004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利用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每年对全国夏秋两季秸秆焚烧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监测数据表明,2007年夏季仅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陕西等省冬小麦产区的火点就涉及81个地区384个县。 尽管每年农作物收获季节,国家三令五申,出台一系列规定、措施,动用行政、经济等手段严格控制焚烧行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年年禁年年烧"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