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前总理朱槠基曾在谈到加入WTO时说，他“最担心”的是农业；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最头痛”的问题仍是农业。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到底面临哪些挑战呢？一些专家认为，主要有三，即农产品质量、农业劳动者素质、农业管理体制。
弱质产业弱在质量
“入世”对农业本身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农产品质量。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弱就弱在质量上。
记者在多年调研中了解到，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农产品最突出的差距在质量。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国外具有质量与价格的双重优势。在质量上，如国外小麦的蛋白质含量与面筋强度、棉花的纤维强度、大豆的含油率、油菜籽的芥酸与硫甙含量等，都显著占优。同时，由于国外为规模经营，成本较低，价格上也有一定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园艺、水产与畜牧等产品，我国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但差距则在质量上；特别是食品安全，往往难以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
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农业应对“入世”、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适应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的必然选择。目前，国际市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西方发达国家对安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国人了解的惯例。仅到2002年，日本对进口大米检测项目已从原有的42项增加到114项，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公布了禁止进口的动物源性食品中使用包括氯霉素等11种药物名单。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实施无公害食品计划，逐步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现在人们对安全优质食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价格差距也越拉越大，质量不过关，不仅打不出去，国内市场也守不住，农业效益更上不去。“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行业信誉危机，即为例证。
推进农产品质量建设，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是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工作。这一系统的内涵，多方的共识是加快“一个调整”，建设“三个体系”。
一个调整，即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是调优，而不在面积的增减。应围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中心，以建设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要创新基地建设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户、经纪人等广泛参与，引导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进入农业，真正使企业成为基础建设与产业化的主体。
三个体系，即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测体系、认证体系，同时，积极申请ISO9000系列等国际质量认证。要加快制订农产品质量标准及生产技术规程，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要加强质检机构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检测手段与资源，形成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的农产品质量体系。
农产品质量认证和认定是市场准入的“身份证”与“通行证”，重点是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的认定和市场准入。政府需要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无公害食品开发，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发展配送、专卖、直销、代理等多种新型业态，创建自己的品牌。大力开展放心基地、放心企业、放心市场的“三放心”活动，按照“基地+龙头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的模式，真正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
农民之弱弱在素质
入世对农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身素质，农民之弱，弱就弱在素质上。
安徽颍上、霍邱等县领导对本刊记者说，“人”是生产要素中最关键的一个，但农村“人的危机”事实上最突出。用农民自已的话讲，是“脑子灵的，考大学走了；身子行的，当兵走了；年纪轻的，统统打工走了；”，现在讲农村的“要素流出”，最严重的就是“优质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出。用于发展农业的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因素”。在种田的农民多数不懂技术、不懂市场、不懂经营，地方财政无力组织系统培训，国家层面亦缺乏培训“新农民”的规划。仅有的培训又限于进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专家把这种情形概括成：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村民老龄化。在这个基础上，谈农业的大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的选择不外乎两种：一是立足农业，做“职业农民”，优化农业结构，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质量，拓展国内外市场，走出一条农业优质高产的新路子；一种是跳出农业，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城务工经商，走出一条离土又离乡的创业新路。不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都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江苏省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对民工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0%的岗位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的岗位要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事实证明，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技术素质，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中有更多选择。
“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劳动者素质问题。农民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保障，素质提不高，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加，形成“穷——低(素质)——穷”的恶性循环。农民吃“素质的苦”吃得太多了，他们的“土智慧”告诉他们，要让子女多读点书，没有文化将难觅工作。本刊记者在多个省区的调查发现，前些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还有一定市场，现在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急速提高，尤其是在城市体会了求职艰辛的农民。
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上实行“两免一补”，深得民心。但是，就教育投入而言，仍然不足。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可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多年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缺乏切合实际的农村职业教育模式、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仍存在“隐性障碍”，农民对此仍有怨言。
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呼吁“职业教育优先”政策，并建议对涉农职业教育免费，全面实施“先培训、后就业工程”。全社会特别是县乡政府要利用多种途径与资源，加大对农村青年的培训力度，这是当务之急。颍上县领导还建议，对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土专家”要重视起来，给他们建立一套职称评定、使用激励的办法，激活农村重学、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体制薄弱弱在分割
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对政府来说，入世给农村和农业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农业管理体制不适应。管理体制薄弱，弱就弱在多头、分散上。
一个来华访问的日本农林水产厅代表团，在拜访国家农业有关部门负责人时，提出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有关农业的国际合作与贸易问题，在中国到底应该找哪个部门才算数？
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到进出口的产业链被人为分割，多头管理，交叉重叠，权责不清，效率低下，“警察站岗各管一段”，始终缺乏一个统筹协调的机制。在美国，除五角大楼外，农业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部。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部都担当着农业宏观管理的重任，像我国这样多头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则十分少见。
我国农业管理体制之弊，从横向上看，在于多头分散，缺乏统筹协调的机制；从纵向上看，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尚低，缺乏有效对话沟通的机制。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中介机构尚待发育，上下之间缺乏对接的桥梁。政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信息极不对称，必然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比如农业结构调整，要把信息通到千家万户，做到示范引导，工作量极大；而如急于求成，凭借行政手段，则风险很大。政府与农民之间对话机制不健全，有时发生利益冲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及时解决，而往往诉诸“集体上访”等极端手段，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以反倾销为例，国际上提起反倾销诉讼是靠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和支持的，一般政府很少直接出面干预。我国加入WTO后，无论是反倾销，还是应诉倾销，都需要组建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和支持农民组建合作经济组织和民间行业协会，这是千家万户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应急之需，也是长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