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
根据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提供的相关材料，我提出以下议案。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肉类和禽蛋产量更是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成就巨大，成绩喜人，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我们通过调研发现：目前普遍采用的、与现代养殖业密切相关的集约化养殖动物的生长促进方法和疾病防治方法，已成为直接危害食品安全、损害民众健康和威胁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
在目前严峻形势下，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改善养殖动物特别是集约化养殖动物的生存环境的同时，深入发掘利用传统中兽医药的优势，摆脱目前动物养殖业过量甚至滥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的局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养殖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动物源性食品的食用安全问题，也为增加农牧民收入，繁荣和稳定农牧区经济，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奠定基础。
一、目前正处于传染病高发时期，公共卫生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专题报告《构建安全未来》指出，当代世界“传染病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新病种出现的速度似乎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出现的传染病即以空前地、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现今有近40种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不仅如此，“SARS以及人禽流感已引起国际上极大关注，向人类提出了新的科学挑战，使人类遭受极大苦难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工业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城市化、人口与物资的快速流动，又为这些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旦发生疾病暴发或流行，那么仅仅几小时后就会使其他地区大难临头”。更为糟糕的是，“在传染病控制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正受到抗生素耐药性流行的严重威胁。”
SARS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流感大流行将难以避免，并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很可能由禽流感病毒的变种导致”；也有其他机构，根据集约化养猪场猪群高度密集、污染异常严重的状况指出，猪流感的新式进化已经走上“快车道”。新近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印证了这些预测。
专家指出，人类传染病与动物有密切关系。目前已知的人禽、人畜共患疾病就有200多种。就当代新传染病而言，一是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严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造成温室效应等一系列严重后果，那些原本与人类没有接触或致病性很弱的病原体，在致病能力、传播途径等方面发生改变，跨越物种屏障而感染人类。二是现代养殖尤其是集约化养殖模式，干扰和打破动物原有生活规律，恶化了其生存环境，致使其携带（有些来自野生动物）的某些病原体发生变异，毒性增强，同时又因过量甚至滥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造成药毒残留或菌群耐药，最终贻害人类。
二、上世纪引入我国的动物现代养殖业特别是集约化养殖业，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异常严重
近年国内外发生多次重大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事件如二恶英污染、瘦肉精中毒、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多数是现代集约养殖业为了加快动物生长或防治所养动物的疾病，过量甚至滥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的恶果。
1．饲料中大量使用的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的健康危害严重。
为了促其快速生长，饲养者不顾动物基本的生长规律，通过科技手段，大量使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等药物促进动物的生长，加快其成熟速度。而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属于人工化学合成物，不是天然物，因此自然界和生物体无法将其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系统进行能量转化。其所形成的残留，不仅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能顺利分解，而且往往产生更严重的毒性和污染。此外，人工化学合成物从动物体内排出非常缓慢，又往往造成对动物脏器的损害。以上这些因素，很容易对饲养动物直接产生毒副作用和“三致”（癌、畸、突变）的严重后果。一旦这些存在问题的饲养动物被加工成供人类食用的动物源性食品，就会给食品安全，甚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危害。此外，其对饲养动物身体的严重损害，也为动物源性流行性疫病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条件。
2．现代集约化养殖直接导致抗生素的滥用，不仅造成动物源性传染病不断爆发，更危及食品安全
现代集约养殖恶化了动物生存环境，迫使其改变生态习性。一是高度密集，空间狭小，给动物造成巨大生理、心理压力；二是污染严重，缺乏阳光，空气窒息，有害微生物和寄生虫大量繁殖；三是品种筛选只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忽略动物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与遗传的多样性；四是“优质”品种往往从其他地区或国家引进，未必适合本地气候环境，容易水土不服；五是为了促其快速生长，大量使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
以上因素导致动物免疫力急剧下降，这不仅影响正常的疫苗接种效果，更导致饲养动物容易生病致死，从而诱使养殖者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抗生素的滥用。调查发现：在我国养殖业特别是中小养殖户中，抗生素的滥用已登峰造极。不仅大量使用具有严重毒副作用的已被淘汰的抗生素，就连人类还在试用的某些新抗生素也已用于动物。许多动物不是病死的，而是过量用药致死的。
研究表明，抗生素的滥用严重破坏了微观世界的平衡。对人与动物来说，至少有三大危害：一是诱发细菌抗药。目前，几乎所有抗生素都出现了抗药现象，甚至产生了无药可治的抗药“超级细菌”；二是抗生素在杀菌的同时，会造成身体损害，有些药物具有强烈的“三致”作用；三是破坏动物体内菌群间的平衡状态，诱发新的感染。
存在抗生素问题的动物被屠宰时动物胴体内和表面很难避免地被肠道内抗药病原菌群所污染。一些专家认为，市场出售的某些动物源性食品有可能已经成为“抗病细菌转播的源头”，长期食用这类食品就相当于食用者在长期服用抗生素，最终造成食用者感染疾病后的治疗难度加大。
我国出口的动物产品因抗生素残留问题而被进口国限制过的已经包括兔肉、禽肉、蜂蜜、软体动物类、甲壳类、虾类和宠物类等多种。我国生猪饲养量占全球的49%，但因药残和疫病问题出口只占全球的1%左右。
在我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追逐经济利益之外，也与当前对业内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不够有关。国家商务部的调查表明，近50%的农村生产者使用农药和兽药没有技术人员指导，全凭个人感觉或道听途说随大流使用。
三、传统中兽医药应用于现代养殖业的科学性与优势
针对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除了引导养殖业人士改善集约养殖的卫生条件（如尽可能地降低集约养殖的密度，利用沼气和发酵床技术加大对粪便等排泄物的处理力度）、督促相关管理部门严格执法（如对于违规违法者严肃查处）之外，还应高度重视发挥传统中兽医药在优化集约化养殖方法中的积极作用，增强动物体质，提高其自身免疫抗病能力，防治疫病，彻底改变目前过度依赖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的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养殖模式。
1．国际上利用天然物作为药物饲料添加剂已是大趋势
动物饲料是人类的间接食品，动物不安全，人类就不安全。饲料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大前提，与人民生活水平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面对动物现代养殖方法所造成的食品安全严峻形势，国际社会早已开始尝试用天然物来替代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
天然物，是指在自然规律控制下自然产生的，并保持着自然结构和生理活性的物质，其中绝大多能参与自然物质循环，具有资源的可持续性。科学证明，天然物因含有多种成分，具有补充营养，增强免疫抗病能力，调节改善身体机能等多方面作用。
与化学合成物相比，使用天然物作为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优势主要有：
（1）其天然营养既可促进生长，又能改善肉质（风味、嫩度、口感等），避免了只注重提高动物的生长速度，而忽略肉质改善的缺陷；
（2）在动物体内发挥有效作用后可被分解，纳入自然界物质循环，没有毒害与残留；
（3）用于防疫治疗时不会产生抗药性，可长期使用；
（4）可形成环保型食物链，具有资源的可持续性。
欧洲于上世纪末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抗生素、化学合成物、激素、重金属，并确定天然物为其发展方向。其中化学最发达的德国，就非常重视开发天然物添加剂产品，在欧洲饲料博览会上，仅德国展出的天然物饲料添加剂即2500多种。美国FDA开始接受天然植物及其提取物的申报，而日本则以“天然质”之名允许领取天然物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在发达国家，发展天然物饲料添加和生态养殖，已是大势所趋。
2．传统中兽医药具有的独特优势
利用天然中草药给人和动物进行保健、治病，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中兽医药学。千百年历史实践检验证明了其科学性和可靠性。
首先是抗疫理念先进与方法科学。中医药学强调人体自身平衡、人与社会平衡、人与自然平衡，倡导“治未病”理念。其着力点在于提高抗病能力和自我康复能力，扶正祛邪，而不是一味地消灭有害微生物，所以不会促使微生物产生抗药性和发生变异。中医药不仅可治疗已知疾病，而且对于未知微生物（包括发生变异的微生物）也有办法。我国历史上许多疫情，当时并不知是何种微生物致病，中医药却能够根据症状防治。中医药抗疫理念与方法，特别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赞同并倡导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一优势对于我们解决集约化动物养殖所带来的动物疫病防治方法及其预后问题，应对食品安全风险和可能爆发的动物源性流行性新疫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其可靠性经历了千百年历史实践的检验。中草药主要是天然物，有天然物的各种优点。最重要的是“药食同源”，相当一部分既是药物又是食物，没有毒副作用。即使少数有“毒”者，也经由特殊的炮制法（水、火等法）和科学的配伍（相杀、相恶等和君臣佐使的原则）而使其减毒增效，并在临床使用时受到严格限制。只要不滥用，就不会中毒。中草药是经长期实践筛选保留下来的防治人和动物疾病的天然物之精华，其临床应用经验都有明确的记载。中药资源有万余种，其中大多数是植物，经常用于饲料添加的有二百多种。这与不断被淘汰的现代西药（三百年多来共发明约万种，因严重毒副作用、病原体抗药等原因，目前已有90%左右被淘汰），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兽医药不需要对所谓有效成分分离提取，可以保护自然资源，同时，对净化空气与水源方面也有很好功效，可用于改善养殖环境。
再次是近年来的实践已取得当代条件下正确应用的宝贵经验。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为克服现代化学合成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与抗生素的负面作用，我国一些专家与养殖企业一直在继承传统中兽医药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并已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
如北京农学院谢仲权教授，数十年致力于有关研究，出版了《天然物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大全》等学术专著，还主持制定了《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通则》等国家标准，其成果在一些企业应用后成效显著。再如，广州市饲料工业协会多年来推广“安全饲料，风味食品工程”，利用中草药优势解决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广东汕头东江畜牧有限公司，根据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结合动物生理特点，在养殖行业率先提出动物“未病先防——健康养殖”的新理念，制定出可操作性强且实用价值高的“治未病”动物保健技术体系。还有山西省运城市临猗黄河鱼病研究所，从1997年开始尝试用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或药物来防治水产动物病害，较好地解决了抗生素和化学药物、饲料添加剂所造成的污染环境、药物残留危害食品安全等问题。这些研究、实践与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与推广。
总之，传统中医药学、中兽医学对生命有着非常独到的认识，立足于遵循生命自然的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辅万物之自然”，可以实现人与动物之间等多个方面的和谐状态。中兽医药，在动物养殖中既可以做饲料添加剂，为动物强身健体，也可以在中兽医指导下用于防疫和治疗，解决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防治问题，从而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做出重大贡献。饲养的动物健康了，我们人类才能健康。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在发挥中兽医药学特色优势，利用天然中草药改进动物养殖方法方面，我国在认识与法规、体制上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天然中草药的利用还非常有限，不仅种类少，总量小，且处于无序状态。
四、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养殖模式势在必行
能否有效解决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件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与国家社会稳定的大事，有必要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来认识。
在目前我国动物养殖业特别是集约化动物养殖业普遍存在过量甚至滥用化学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严格规范执法不仅成本高，而且实际效果差。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立法建规，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引导和鼓励建立生态养殖模式和严惩违法违规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含激素）和抗生素的行为并行不悖，才能彻底摆脱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的被动局面。
我们建议：
1．国家有必要将以传统中兽医药方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生态养殖模式纳入国家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实施纲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政策与经费上予以倾斜性支持；
2．当前我国对于畜牧养殖业相关领域多头管理的方法不利于食品安全保障，应在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专门机构，主管制定生态养殖业的规划、培养人才、组织科研和宣传普及以及各项有关工作；
3．建议农业部采用《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通则》（GB/T 19424-2003）等国家标准，修订品种目录与用法剂量等。
4．建议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增加条文，逐步放宽对使用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的限制，鼓励和扶持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发展，首先将其中“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用于饲料添加剂和治疗。今后根据研发数据持续调整；
5．要求各级饲料工业协会内部增设“中兽医药饲料添加剂分会”，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鼓励相关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与条件，因时、因地制宜开发符合本企业实际需要的天然物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与防疫组方。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研发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
6．组织有关专家，对利用天然物中草药改进动物养殖方式的成果，按照使用效果（如动物抗病能力、产品品质风味以及养殖环境等指标）和效益进行评估鉴定，大力宣传与推广成功经验和成果；
7．就养殖业限制乃至禁止化学合成物和抗生素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时间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应法规。
我们相信，作为中兽医药学的原创国，我国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利用中草药优势，在当代环境下创造出一种绿色、生态、安全、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养殖模式，确保食品安全，不仅造福中国，而且造福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