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组织﹙IAASTD﹚联合主席汉斯·赫伦
南方周末：最近在中国获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种植，您作为世界着名的农业安全专家如何看待转基因在中国的应用？
汉斯·赫伦：不论是转基因大米、玉米，还是大豆，背后的驱动力量和途径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推动转基因作物种植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增加产量，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如果人们愿意坐下来仔细看看数字，就会发现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数字证明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跟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一样，土地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些新的转基因作物对于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改变我们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才是根本，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只会导致我们丧失物种的多样性，使得作物越来越依赖农药和化肥，并丧失应对气候变化的弹性。
南方周末：难道转基因作物与常规作物的相比，在产量上并不具备优势？
汉斯·赫伦：往往在一开始，由于除草剂或者抗虫药的使用，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可能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当害虫逐渐产生了抗药性，农民往往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产量增加就不一定了。
上个星期，孟山都承认印度的转基因棉花失败，因为害虫对抗虫蛋白产生了抗体。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发生。无论是转基因棉花或者大米，它只针对一种害虫有效，而一旦这种害虫产生了抗药性，人们几乎无计可施。
转基因作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走上了一条歧路。
我在非洲曾经做过27年的田间研究，最终发现，在三四年内，如果使用有机的种植方式，作物的产量可增加10倍，平均水平也在2到3倍的增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在发达国家一开始使用有机种植方法，产量肯定会有下降。这很正常，因为农药使用量的减少。但在5年之后，产量就会开始增加，并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本的产量基础就很低，通过有机的耕作方式，重新培育土地，仅仅在两三年里，产量就会增加四五倍。
实际上，这样的方式也能够解决粮食产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极大不平衡的状况，避免了发达国家的粮食作物过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毁坏了后者脆弱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独立性。
南方周末：一些主张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公司认为，它们的产品将避免虫害，避免干旱，这不是事实吗？
汉斯·赫伦：虽然我们不禁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但我们对于生物科技，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否定态度。
事实是，直到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没有满足我们任何的需求，例如虫害控制，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他更为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方式，根本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解决问题；又例如转基因作物的抗旱作用，我们认为，解决作物的抗旱问题首先应该从土壤吸收水分着手，而土壤的健康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的农业耕作手段解决。
转基因作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还只能恶化问题。
南方周末：欧盟不久前批准了转基因土豆的种植，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对转基因农作物立场的转变？
汉斯·赫伦：在欧盟内部，产业和公司对于政府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一政策的出台肯定不是出自农民的意愿，而是基于这些公司对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一个腐败的农业体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为总是需要大规模的农场种植，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已经腐败的农业体系。
转基因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但至少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目前是得到了一些科学论证。所有的生物科技和种子公司都在宣传它的好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年前，同样的一批公司在宣传和推广杀虫剂时候的场景。那时，他们也声称杀虫剂和农药是健康的、无害的。
可是20年后，我们发现很多长期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逆转。我想对所有推广转基因的国家和政府说：我们不需要赶时间，赶在论证结束之前就匆忙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为此可能意味着承担更严重的长期影响。
南方周末：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您曾经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解决了重大的粮食危机，对于中国的农业转型，您有什么建议？
汉斯·赫伦：从工业生产方式到一个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在于消费者，要使其充分认识到食品在不同种植方式下带来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些食品标签的使用或者税收的激励和惩罚措施。消费者能够最终决定种植者种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种植。
当前各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模式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世界需要从一个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
因此，中国政府肯定需要支持生态农业的研发和创新。尤其在过渡期，农民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或者资金支持，他们应该成为直接补贴或奖励的对象，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经济学家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在转型期内，帮助农民安全过度到生态农业。我相信，不像美国，中国一旦下定了决心，运转的效率一定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