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目前国内的奶源状况远非广告中展示的那般美好。“中国只有极少地区放牧奶牛。”中国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市面上的牛奶多来自舍饲喂养的奶牛，包括一些知名品牌的高端奶。
飞鹤乳业集团总裁兼董事长冷友斌亦向《财经》记者表示，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新西兰等少数几个人口密度低、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放牧奶牛，其他都是舍饲喂养，大型牧场亦是如此。
自去年6月至今，中国生乳标准之争再一次指向了奶源建设。今年7月3日，光明乳业[9.37 0.86% 股吧]总裁郭本恒公开批评称：“我们的生奶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内蒙古乳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则用“国情论”回应巴氏奶阵营的抨击。
提供大半原料奶的北方散户奶农，就是那达木德所说的“国情”。他认为，由于生产条件所限，如果标准高于奶农可以接受的上限，七成奶农将被迫倒奶杀牛。这对于养牛收入占家庭收入绝大部分的奶农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无论如何，中国最新生乳收购标准不升反降的背后，是国内奶源建设裹足不前的不争事实。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多方因素正制约着原料奶整体质量的提升。
奶源质量症结
散养比例过高、乳企和奶农利益对峙，造成原料奶质量不高
在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的和林格尔县，有两种饲养奶牛的方式。
和林县城的北部，是占地8848亩的现代牧业[2.39 0.42%]澳亚示范牧场。这个将最先进的种草、养牛、挤奶集于一体的牧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牧场。因饲养环境和饲料条件优异，所产原奶在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乳脂率等衡量牛奶质量的指标上，均远高于散养奶，被用于制作高端牛奶。
因为终端产品的价格较高且是蒙牛自身体系中的一部分，澳亚牧场尽可使用优质饲料和欧洲生产流水线，但和林县的散户奶农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
郭永劳家里养的两头奶牛平时就拴在房门口的泥地里。“房前屋后，三五头牛”，这是和林县农村随处可见的景象。一旦有机动车开过，农房门前的马路上便尘土飞扬，奶牛只得本能避让。郭永劳家没有专门的牛舍，也没有定期的卫生防疫措施，奶牛所在之处蚊蝇成群。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室主任、王俊博士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菌落总数）如果是50万的话，奶站应该看起来比较干净；200万的就有点脏了，基本上夏天苍蝇满处飞，地面上会有一些残余的牛奶散落，卫生设备上有些时候可能会闻到一些异味。”此景与《财经》记者所见非常相似。
按照那达木德的说法，正是为了照顾郭永劳这样的散户奶农，去年6月出台的《生鲜乳收购标准》，将菌落总数这一指标从分级收购模式（最高级别50万，最低级别400万）统一划至200万个/毫升，而蛋白质含量则由原先的2.95％降低至2.8％。
但郭永劳对外在条件倒不是特别在意，因为每头牛3000元至4000元的年利润，已经令他满意。
然而，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好好喂”且牛不生病的基础上。郭永劳与和林格尔县所有的散户一样，牛饲料的搭配是大量粗饲料（绞碎后的玉米秸秆和青储玉米叶）和少量的精饲料（豆粕和玉米等混合物）。而对牛奶蛋白质含量提升有极大作用的草料苜蓿他们几乎是闻所未闻。目前中国大部分饲料苜蓿从美国进口，只有少数的大型牧场，才有条件给牛喂食苜蓿。
郭永劳家门口就有一个奶站，附近的奶农都把牛奶卖到那里。在那里，奶农是没有议价能力的。夏天是传统的产奶淡季，散户的收奶价格一般是每千克2.7元至3元。
生产环境不佳，饲料价格高昂，收购价格偏低。郭永劳为了保住微薄的利润，用自家土地种上了青储玉米，解决了部分饲料来源问题。除此之外，他再无力去改善自己的生产环境。
记者采访时，正值郭永劳在地里整理刚买回来的玉米秸秆，晌午的和林格尔县气温超过30℃，但为了防晒，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以致汗流浃背浸透衣衫。
蒙牛和伊利发给《财经》记者的书面回复均表示：“由大型牧场和现代化养殖小区提供的原奶比例达到75％以上。”但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奶业经济研究报告》中却提到，三聚氰胺以后，部分地区奶牛散养户数量明显下降，在全国范围内，2009年底，100头牛以上规模比例为23.1％。换言之，如郭永劳一般的散户奶农比例依然达到76.9％。
“奶牛产业分为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三者投入比是6∶3∶1。但是回报比却正相反！”中国奶业协会顾问王怀宝对《财经》记者说。
那达木德指出，乳制品企业想方设法压低原料奶收购价格以获得更高利润，而散户奶农在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
对此，伊利原奶事业部在发给《财经》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解释说：“散养户对资源的专有性决定了奶价制定绝非是企业一家独断，从发展之初的‘企业+奶户’的双方议价，发展至目前‘奶户+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方定价机制，奶户的话语权一直都有突出体现，且能够得以保障。”
刘玉满介绍说，对话议价机制不是没有，但在北方地区效果并不明显。他告诉记者，北京密云和山西等地曾组建过奶农合作社联社，希望借此提升议价能力。“但是大企业一联手，你的奶就卖不出去了。联合社的奶源对他们庞大的企业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据7月19日的《中国企业报》报道，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20多家奶牛养殖企业、养殖户反映，从4月份以来，“毙奶”“扣奶”成为乳业巨头的惯用手段，生乳新国标出台了一年，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并没有“落着实惠”。在乳业巨头的挤压下，养殖业已经出现全线亏损苗头。
但如果是企业体系中的牧场，情况就会不同。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著名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王怀宝感叹，现代牧业的牧场是他走过的那么多牧场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从创建到发展再到上市，现代牧业与蒙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70％的原奶供应蒙牛做高端产品。
那达木德称这是“肉都烂在一个锅里”——如果终端产品销售价较高，且是企业体系中的牧场，那在饲养成本上可伸缩的空间就很大，奶牛的饲料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会比散户高很多。
飞鹤乳业亦在圈内以大牧场建设闻名，其四个万头牧场都存在于企业体系之下。冷友斌董事长介绍说，其牧场中奶牛的年单产量可达9.5吨，蛋白质含量3.3％以上，乳脂率4.6％，菌落总数基本在3000以下，远远高于散户农民，甚至超出欧洲标准。如此高质量的原料奶建立在“欧洲流水线、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
“中国乳企和奶农利益对峙，是现在原料奶质量不高的症结所在，也是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三聚氰胺事件，归根到底也是这个问题。”那达木德说。
在目前散户比例超过七成的情况下，多数乳企采用“分散饲养、统一挤奶”的方式进行奶源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原奶的二次污染。但依然未解决奶农与乳企的利益对立关系，也对奶农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
怎解行业怪圈
乳业巨头不惜血本大打广告战价格战，另一头又不断压低原奶的收购价格，整个行业头重脚轻、恶性循环
2008年秋曝出三聚氰胺丑闻之后，“奶源为王”已是国内乳企的共识， 伊利董事长潘刚、执行总裁张剑秋都曾表示，将坚持“奶源优先”的战略。
今年5月，伊利高调对外宣布，2011年计划在奶源建设方面投资14.26亿元，而此前四年，伊利已在奶源建设上投入40亿元。
蒙牛在给《财经》记者的书面回复中亦称：“近几年，蒙牛累计在奶源建设方面投入30亿元，未来五年计划再投入33亿元。深耕上游建设环节，从源头上把关产品品质。”
但伊利和蒙牛2010年的年报显示，两者用于销售的费用高达68亿元和54.3亿元。目前，蒙牛、伊利、光明、三元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20％至30％，而新西兰最大的乳品企业恒天然此项数据仅为3％（详见表1）。
多位南北方乳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认为是企业的创建方式决定了其经营模式。“国内大型乳企的建立方式和国外不同，国外是先有奶源再建乳企，我们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先把乳制品企业树立起来，再给他们找奶源。”
一位不愿具名的南方乳业人士直斥这种“先市场，后工厂；先建设，后奶源”的做法是“全世界的一个笑话”，造成了乳企轻视奶源建设，北方散户过多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无论是在南方或北方都是以集体化的农场作为奶牛的养殖方式。90年代中期以后，大城市对牛奶的需求出现快速增长。一些地方政府看到了机遇，大力鼓励集体、个人、社会一起养奶牛。
内蒙古乳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奶业正常的增长速度在20％以下，1998年至2004年，内蒙古奶业七年超常规发展，每年增长30％－40％。”
彼时的原料奶供需情况也与现在大不相同，企业几乎有奶就收，且收购价格相对较高。“看别人养奶牛能赚钱，而且政策好，我也就养了，一下就十年过去了，当时很多人都这样！”郭永劳告诉《财经》记者。
奶业大跃进，形成了头重脚轻的产业现状。乳业巨头不惜血本大打广告战价格战，另一头又不断压低原奶的收购价格，导致奶农无力改进生产环节，整个行业恶性循环。
而在今年3月8日召开的呼和浩特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蒙牛以乳企第一的身份，再度荣膺呼市“纳税十佳企业”称号。从1999年成立到2010年，蒙牛已累计纳税将近70亿元。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每一位业内人士均提到奶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认为面对奶业发展现状，政府必须在多方面加大投入。
“奶业本应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产业，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风险行业？”中国奶业协会原副理事长王怀宝问道。
前文提及的不愿具名的南方奶业人士也称，正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造成了奶业的现状。“你可以去查一下2007年31号文件和2007年质检总局与农业部的联合发文。文件是发了，但落到实处了吗？”
《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31号文）中一共提到了“加大奶牛养殖补贴力度”“建立奶牛政策性保险制度”“支持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小区”“加强对奶牛养殖农户信贷支持”“完善产业政策”五项措施。但文件发布已经四年，记者向多位呼和浩特周边的奶农求证时，他们均表示从未收到任何养牛补贴，“即便有，也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吧。”
“贷款倒是有。”郭永劳回忆说，早在2001年左右他刚开始养牛的时候，政府给他提供过贷款，“当时就是要买奶牛，一头牛贷款6000元，可以分期还款”。
龙头企业无意在奶源建设上花大力气，政府对散户奶农的引导扶持不够，以致孤立无援的奶农无力改变散乱差的养殖现状。
为解决单个奶农利润过低的问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金海为奶农设计了奶业合作社的模式——将散户农民联合起来，农民凭牛作价入股，交由养殖水平较高、经验较为丰富的带头人喂养。合作社将所产牛奶卖给乳企，利润按股份给农民分红。
“这样既解决了牛的饲养难题，又解放了劳动力，还形成了规模效益，提高了原料奶质量。”金海告诉记者，当初设计这套制度的时候，他曾多次给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打报告，阐明合作社的意义。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书记杨利民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后金海多次往返被确立为试点基地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旭泥板村进行调研、座谈。“我们这个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建成，是有偶然因素的。”金海对《财经》记者说。旭泥板村当时的村支书叫云佩龙，此人非常有眼界，和一般的村民不同，正是他力主引进合作社制度，使得双方有了合作的可能。而且很多前期投资（包括奶站、牛舍），都是云佩龙自掏腰包，他现在也是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多方努力协调之后，合作社终于在旭泥板村建成，正式投产后，整个农场只需四人就可保证日常运营。7月11日，《财经》记者在农业合作社厂长办公室的桌上看到刚刚打印出的蒙牛原料奶验收单：菌落总数：0－50万，蛋白质含量：2.99。
合作社办得不错，却推行不下去。“最终的问题还是缺乏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金海说。旭泥板村的合作社现有180头牛，如此规模的合作社，所需的先期投入（土地、基础设施建设、饲料采集等） “靠农民自己根本不可能，政府必须有前期投入，但现在几乎没有”。
那达木德同样谈到了政府在奶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市场经济初期阶段，完全靠市场调节是不可能的，政府必须介入！”
除先期投入和出台导向性政策以外，在奶牛养殖业的上游产业同样需要政府的引导。对奶牛蛋白质含量和乳脂率等关键指标有重要提升作用的饲料苜蓿，自2004年后开始出现较大的供应缺口，并逐年增加。如今苜蓿供应大量依靠进口，价格高达2250元至2400元，普通散户、合作社和奶牛小区中的奶农只能望洋兴叹。
刘玉满主编的《中国奶业经济研究报告》一书中称：“苜蓿草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产量大幅下降，已成为限制我国奶业健康发展重要因素。”据该报告统计，2009年苜蓿进口量为7.66万吨，国内产量约为10万吨，严重低于理论需求，与此同时，对外依存度也超过40％。
高价进口的苜蓿，在价格上将普通散户拒之门外，只有大型乳品企业体系下的牧场才有提供苜蓿饲料的条件。从呼和浩特市区至和林格尔县的公路两旁，种满了青储玉米，这是奶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但鲜有苜蓿种植地。如此一来，占中国奶牛养殖70％以上的散户，他们所提供的原料奶在质量上就和牧场奶形成了较大差距。
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后又增加了粮食补贴，直接导致了苜蓿种植地逐年减少。“种粮食是有补贴的，种草没有。”那达木德告诉记者，但由于奶业的快速发展，对苜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只能大批量地从国外进口。
由于国内苜蓿减产，供需形势紧张，国产苜蓿的价格也涨至1900元至2200元之间，且国产苜蓿（一级）相对牧草饲用价值（用于衡量饲料使用价值的指标）仅为90，而美国的一级和特级苜蓿这一指标则分别达到150和180，性价比远高于国产苜蓿。
城市型奶业争议
上海的生乳质量标准远远高于国标，但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型奶业能否在全国推广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南方乳业人士对新标准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新标准是“保护落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乳业人士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规模化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型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远距离运输的基地型奶业，由于其产品在营养价值上的固有缺陷，不应成为发展主流。
位于常熟太仓交界处的江苏昆山市向阳乳业有限公司牧场，距上海市区仅60公里，占地250亩地，存栏数有2000多头。牧场的主人是宋慧亭，他原来是光明乳业负责牧场的一把手，2004年“下海”，如今被人尊称为“上海滩的养牛大王”。
在向阳牧场，《财经》记者看到牛舍旁边整齐地堆放着苜蓿草。宋慧亭介绍说，“苜蓿草是美国进口的，400多美元一吨。饲料都是计算和搭配好的。”
牧场中每个牛舍拴养了大约200头牛，每头牛都有标识身份的号码，全部是荷斯坦奶牛。宋慧亭介绍说：“每头牛都有档案，每年两次体检，保证牛群的健康，这个是生产合格牛奶的第一步。”
一个200头牛的牛舍，一日三次，两个工人挤奶，两个工人喂料，大约三个小时完成。牧场的挤奶机都是德国进口的，从奶管到奶缸，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迅速降温到4℃。一天两次，光明乳业的奶槽车直接进入牧场收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陆续解散收奶站，至2003年奶站全部取消。乳企的奶槽车直接到牧场收奶，减少二次污染，也杜绝了中间环节的腐败滋生。
“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实现成乳牛单产9吨以上， 2010年做到了10.16吨（北方散户奶牛平均单产是4.5吨）。”宋慧亭向《财经》记者介绍说。“我这里是光明乳业收奶的个体户牧场中最大的一家了。”
宋慧亭向记者出示了上海乳业检测中心的原始记录。“你自己看看，体细胞数都是低于30万的，细菌数都是3.5万到4.5万。所以，生乳新国标把菌落总数降低到200万个每毫升，我们奶农不理解，也不欢迎，这是为了保护落后。”
上海奶协顾问、上海奶协原副秘书长陈新告诉《财经》记者：“原料奶质量控制方面，上海领先全国。”从上海奶协提供的数据来看，上海地区生奶总量的90％达到了每毫升菌落总数40万个以下，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在10万个以下。
“这主要得益于生乳按质论价的体系。按质论价在上海最早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是第五个阶段，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与北欧国家的标准接轨。”
目前上海地区按质论价体系，共有脂肪、蛋白质、冰点、菌落总数、抗生素、黄曲霉毒素M1、亚硝酸盐、体细胞八大指标。陈新介绍说：“早在2006年，上海生乳的按质论价，已经纳入了冰点、体细胞、亚硝酸盐等指标的检测。因为冰点是用来测试牛奶里面是否掺水。亚硝酸盐，是致癌的物质。这些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明确列入，上海地区都有明确的要求。”
“至于蛋白质含量，从2008年以来，上海的平均水平是3.11％，菌落总数，在上海40万以上，就可以扣钱。体细胞在75万以上，也可以罚钱。”
如何才能真正地保障奶农的利益，建立奶农、乳企之间的公平利益机制，上海方面亦有自己的经验总结。据陈新介绍，2000年上海市农委联合市物价局、卫生局、质量监督局，出台了一个上海市生鲜牛乳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了生乳的第三方按质论价检测，并且授权了上海乳品的第三方检测中心。
上海还是全国唯一的原料奶价格由物价局掌控的地区。上海每年有两次调价，年初一次，年中一次，由乳企、奶农代表、奶业协会、上海市农委、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物价局共同制定基准原奶的收购价格。
生乳收购基础价格，由上海市物价局成本检测大队测算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形成，上下浮动幅度由有关各方根据市场供求和成本变化情况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 参与奶价协调工作的奶农代表有九人，由上海奶协组织奶农选举产生。
金德华是上海南汇区希迪乳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一共拥有1300头奶牛。金作为九个奶农代表之一，也参加了原奶收购价格的制定。他告诉《财经》记者，“7月份我们调整了原奶收购价格，最新的基准价格是3.7元/公斤。全上海的平均收奶价是3.85元，我这里的奶牛场是4.05元。
前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加工技术委员会主任顾佳升在其所撰写的《城市型乳业的中兴和我国奶业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由于城市市场需求强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北京等地的奶业“较内地为盛”的优势一直长期得以保持。城市型奶业的地理优势，在于高质量的奶源基地和大容量消费市场的距离。
国家发改委也在2008年发文，要求城市型奶业率先在全国实现现代化。
瑞典的利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食品加工和包装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达33.5亿元人民币，同时利乐亦是“北奶南运”的积极鼓吹者。
在利乐包装革命的技术支持下，中国乳制品行业开始变局——常温奶产品和企业异军突起，蒙牛从2001年到2007年收入增长了44倍。与之伴随的是巴氏奶的全面沦陷，市场份额滑落到20％。
利乐不赞同在现阶段大力发展城市型奶业。利乐中国区企业传播副总裁杨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解释，中国原奶的产地主要还是在北方，而消费大半在南方，消费市场距离原奶产地很远，另一方面，城市型乳业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城市型乳业，原奶生产成本高、环境影响大，很难找到解决办法。所以中国市场更适合保质期长的常温奶发展。
有土地才能养牛，上海发展养牛场最大的制约还是土地。除了牧场用地外，也没有配套的饲料地，不能将粪便作为有机肥料还田。
金德华的南汇希迪牧场占地面积是200亩，外加1500亩的饲料地。他告诉《财经》记者：“上海是牛奶消费的好地方。但是，因为土地供应紧张，我这个牧场要扩大生产是不可能了，整个上海也很难再扩大奶牛数量了。我的牧场周边，上海机场[13.22 1.07% 股吧]、上海波音、上海商飞的组装厂都在，几个大项目一下子就把土地给占了。”
顾佳升亦承认：土地、劳力、环保等压力大，高质量饲料供应困难、配套饲料田难以落实，成为制约城市型奶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各地大多停留在“套转”中央既定“奶八条优惠政策”的水平上，几乎看不到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全面完整落实共17条内容的整体方案。
顾认为，城市型奶业应扬长避短，奶源基地的发展不宜盲目扩大畜群，而应改良品种、提高单产、进一步提高饲料的转化率。城市型奶业也应当主动争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形成统一规划，落实与养殖规模相一致的配套饲料田。
宋慧亭则指出，“日本东京、韩国首尔，还有中国台湾，土地都十分紧张，但是走出市区，很快就能看到牧场。”
规模化共识
巴氏奶和常温奶只是不同的奶业发展模式，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高质量原料奶应是两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是否发展城市型奶业上争执不休的南北方乳业人士，对于规模经济是产业未来这一观点，都持赞成意见。
那达木德认为原料奶质量需要提高必须集中散户，寻求规模化。“奶牛规模化养殖，可以说是符合奶业发展一般规律的。”
蒙牛方面的书面回复中也提道：“只有将中国奶牛养殖业由分散养殖型向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才能改善与促进乳业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中国奶业经验研究报告》同样指出，规模化养殖，可以降低饲料价格波动的影响，提高原料奶质量，进而获得更好的收购价格。该报告给出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规模牧场的平均收购价格比散养户高出0.88元/公斤（见表2）。
刘玉满认为，在现有条件下，短时间内全部实现规模化养殖是不可能的事情。冷友斌亦称奶牛养殖业的转型还需要时间，拥有四个万头牧场，数十个中型牧场的飞鹤乳业至今未进入液态奶领域，除了专注于婴儿奶粉市场的企业定位之外，“没有那么多的奶量”也是重要原因。用奶量较少的飞鹤可以走集中化管理模式，体量庞大的蒙牛伊利等乳业巨头，要实现奶源运营模式的转型绝非易事。
那达木德列举了五条现阶段实现规模化的可循之路：建立奶牛小区、推进合作社模式、推行奶联社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奶业，依靠外资帮助。
“不是只要规模化就是好的。规模一味扩大，资金链、管理配套、人员配置跟不上也会出现问题。”刘玉满说。在那达木德撰写的《关于规模化养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适度规模”这一概念，他认为规模化程度必须和经营者的投资能力、资源多少、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和乳品企业的服务半径相配套。
国内如飞鹤乳业与现代牧业这样经营着大规模牧场的企业，也曾受到质疑。那达木德说，纵观世界各地，牧场规模在1万头以上的十分少见，“奶牛的防疫和粪便处理是个大问题”。
冷友斌坦承大型牧场的经营难度比中小型牧场大很多。但他解释说，飞鹤万头牧场的奶牛粪便全部用于沼气发电，供厂房使用，沼液用作有机肥灌溉饲料地和农田，完全有能力消耗污染。
对于产业方向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他认为巴氏奶是未来发展方向，但常温奶亦不可摒弃，无论是巴氏奶还是常温奶，只是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而高质量的原料奶应是两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刘玉满认为，无论双方再怎么争吵，高质量的本地奶（巴氏奶）在营养价值方面肯定要高出一筹的，“对于有条件的消费者，当然是本地奶最好”。这一点即便是常温奶阵营的乳业人士也不否认。
那达木德透露，由于此次生乳标准之争在业内反响很大，国家主管部门正在商讨对策。“可能要引进等级标准，利用价格杠杆，实现优质优价。鼓励农民养健康牛，产优质奶”，标准的完善或将推动奶源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