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上轮调控教训
能繁母猪补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养殖企业信贷支持……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给生猪养殖户打了一剂强心针。江西一家牧业公司拥有能繁母猪300头，今年预计总出栏生猪6000头。企业负责人表示，国家出台政策对生猪养殖企业是一个鼓励，他正在考虑适度扩大养殖规模。一家畜牧良种场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国家补贴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养殖企业抗市场风险和病害风险的能力。大家更敢多养猪、养好猪了。”
对此，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蒋从文提醒说：“目前生猪价格利好已刺激众多养殖户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要加强对市场信息的监测，防止国家促进生产的措施出台后，造成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扩张，再次出现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许多业内人士都有同样的担心，希望不要重蹈2008年的覆辙。2008年，由于疫病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生猪供应量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大涨，有关部门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等多项扶持政策，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迅速攀升，出栏生猪数量供过于求，使2009年~2010年猪肉价格陷入低迷。
应该说，中国养殖生产市场化以来，在扶持生猪养殖政策上，一直缺乏长期的战略性的举措，生猪一短缺，就出台补贴政策，但由于养殖户多是散养，在市场上并没有价格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国家的补贴大多被掌握定价权的销售端群体套利赚走；而在生猪供应充足时，又取消补贴养殖户的政策。政策的这种摇摆，使得中国猪肉价格一直处于时涨时跌的周期性波动之中，“暴涨暴跌”让养殖户和消费者都很受伤，“价贵伤市民、价贱伤农民”。
从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采取的具体举措看，除了一些临时性价格干预措施外，大多是一些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相信这些政策举措一旦落实，能够在短期内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增加市场供应，平抑暴涨的猪肉价格。但必须指出，鉴于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落后的状况，政府除了保证扶持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之外，一定要研究推动我国养殖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战略举措，改变目前整个养殖业小、散、乱的状况，加大政策的力度，这才是真正稳定猪肉价格的治本之策。
短板在养殖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除非有重大自然灾害或流行病暴发，很少会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情况。究其原因，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主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所谓的养猪产业化，更多还是“大散养”的格局。农民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庭院式圈养为主，尽管多数规模比以前大，但延续的还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猪业的转型，包括我国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各路社会资本的投入等有形的手力推我国猪肉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事实上，效果不如预期。
据统计，目前年出栏量超过5万头的规模化企业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这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行的规模化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家禽养殖业5%的规模化程度。而在整个产业链条上，由于散养户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国生猪养殖环节一直十分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产量和价格较大的波动。
不仅规模化程度不够，生产技术落后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一大“软肋”。目前我国的生猪良种普及率仅为30%多，且对国外良种依赖性强。生猪改良面窄，大部分养猪户饲养的品种较差，导致生产水平低下。科学养殖、防病，进行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益，对很多中小养殖户来说无从谈起。
因此，要改变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必须在改变生产方式方面下功夫。扩大养殖规模，改变散、小、乱的生产格局，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提高技术含量，这是保障生猪生产稳定、优质、高产的基础。
加强肉类产业链建设
指望有什么举措能让肉价立竿见影迅速下滑，恐怕不太现实。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陈伟建议，着眼长远，当务之急是加强产业链建设。他分析认为，从工业看，我国肉类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输发达国家，但从产业链上看，落后发达国家10年~15年。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工业反补农牧业的要求，以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改造传统农牧业，加快传统分散饲养方式向现代集约饲养方式转变，建立稳固的原料生产基地，实现肉类加工工业与农牧业的协调发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到解决“猪周期”难题时也表示，国家采取收储补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根本的机制，就是规模化、产业链化。“它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必须走一条支持规模化，产业链化的路，这条路需要企业去探索，也需要国家的支持。”
“大企业应充当行业整合者。”陈伟指出，大企业有动力，往前延伸到源头即养殖环节，往后延伸即冷链建设，只有整个产业链完善了，猪肉的供应、价格及安全才能稳定可控。丹麦的加工大企业，70%~80%的生猪供应都是自有的。国外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可借鉴的方法是，肉类企业参股养殖、屠宰等企业，大家在一条产业链上也在一条经济链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猪肉的供应和价格就会比较稳定。
政府应鼓励猪肉加工企业自建猪场，规模化养猪场养殖数量相对稳定，不会暴增暴减，而且应对疫病、研究和判断生猪市场供应量的起伏能力更强，也方便政府部门调控，走出猪肉价格暴涨暴跌周期的可能性更大。陈伟说，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两年支持猪肉产业链项目，这个政策应该持续下去，并且应该扩大力度并覆盖整个肉类产业。他还指出，建立有效的肉类进出口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我们不依赖进口，因为有国内大市场作依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内市场有问题，想依赖国际市场发挥作用并不可行，国际市场不可能突然之间提供大量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缺口。肉类进出口机制具有类似国家储备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保障供应的长效机制。
近期对开设生猪期货的呼声渐高。生猪期货作为一种金融手段，是实现农户和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好办法，能帮助养殖户、屠宰厂、加工企业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锁定预期利润；更可以吸引更多各层次的投资者积极入市参与交易，活跃期货市场。但生猪期货实施操作起来也并非易事。大连商品交易所早在2008年便对外宣称，生猪期货将很快推出，但至今仍无下文。“大猪肉期货是好事，也是发展趋势，对稳定价格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市场条件尚不具备，一直搞不起来。中国养殖业大量中小养殖户的存在无法适应期货市场的要求。”陈伟如是说。
此外，有专家建议,猪肉消费牵涉到千家万户,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灵敏的预警机制,在价格很低或价格很高时及时预警,以便养殖户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决定养殖规模,避免风险。这种预警机制不是单一部门所能为，而要由多个部门协调联动,要通过信息互通、综合分析、协调联动,及时向养殖户发布预警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