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牧民不仅能够将最新的牲畜市场价格信息下载到他们的手机上，还可以骑上价格低廉的中国产摩托去追赶跑远的牧群或迷路的骆驼，或者通过步行、陆路、或海路的方式将他们的牲口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内贸交易或国际交易。人们普遍认为牧民是小众群体。他们与世界脱节，生活方式也因循守旧。然而现实中，牧民早已完全融入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中。
但是现在，流动放牧正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出于各种各样其它的用途，草场被一点点的瓜分。而草场的水源供给以及与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随着流动放牧的活动范围日益狭窄，畜牧养殖的经济收益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牲口的出肉率降低，产奶量减少。此外，它们对干旱和疾病的抵御能力也有所下降。而这正把人们引向一条充满贫困、资源退化，以及冲突的道路。
针对游牧流动性的问题，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和创新实践正在许多非洲干旱地区扎下根来。非洲联盟和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正逐渐认识到增强牲畜的移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这也促使一些政府开始制订各种信息充分、循序渐进的政策，从而反映出现代游牧民的需要。
为何采取游牧的方式?
其实，游牧民迁徙是为了带着他们的牲畜辗转于牧草最丰美的地方。不同时期分散于不同地方的草场才是游牧养殖在如此困难的环境里保持高产的原因。而对于那些依 靠单一牧场和规模经济的定居牧民而言，牧场上随机分布的牧草中的营养含量将使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四处迁徙，有选择地控制放牧数量的游牧民 而言，这却是一种资源。
人们常常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畜牧管理方式，现代化的牧场养殖方式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博茨瓦纳、以及津巴布韦等国牧场养殖和游牧养殖的产出进行比较研究后却得出了一致的不同结论：这些国家游牧养殖的表现不仅均优于牧场养殖，而且，优势还很明显。不论是从出肉率、热量值(卡路里)、还是需提供的现金等各个方面衡量，游牧养殖每公顷土地的回报率都要高于牧场养殖。
区域内牲畜贸易是非洲东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产业，其规模正不断扩大，年产值超过6500万美元(人民币4.44亿元)。该产业的收益取决于牲畜的迁移，特别是跨界迁移。在萨赫勒地区的许多国家中，畜牧养殖占农业GDP总值的40%以上。这些数据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畜牧生产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全部贡献。国民核算是以肉和生皮等最终产品的价值为基础，而忽略了游牧养殖方式在社会、安全、以及生态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当干旱和灾难发生时，牧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迁移。因此，对于牧民而言，保持流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干旱，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农作物生产而言，游牧养殖是当地生产战略的最佳之选的原因。
面临的障碍
游牧民的活动范围日渐受到限制。大片大片的农场时不时地挡住他们通往放牧区的道路;边境管制又妨碍了他们的交易模式;他们过去保留下来作为干旱时期放牧场所的地区现在不是变成了国家公园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农业计划所占用。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也积极鼓励游牧民在其它地区定居下来，并且适应“现代化”的畜牧方式。这些政策的立脚点往往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游牧养殖不仅经济效益低下，而且还对 环境造成破坏。人们认为将土地用作它途，如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国家公园等，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并且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这些观点都缺乏切实的证据。
农业是游牧养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家庭农场缓慢而坚定推进。此外，某些地区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建设也正在不断地吞噬大片的放牧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叫停了一些建在苏丹中部半干旱地区的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扩张计划，并警告说，这些项目将在未来成为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苏丹北部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已经由于助长了冲突、环境退化、以及侵犯人权等原因而备受指责。
特别是在非洲东部，国家公园、猎物繁殖保护区、狩猎区及保护区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从而使游牧迁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为这些土地不仅包括旱季和雨季主要的放牧区，而且还切断了季节性迁移的必经之路。设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干达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与苏丹和肯尼亚的边界，严重阻碍了托普沙人从苏丹南部到乌干达北部卡邦地区旱季牧场的迁移。多多斯游牧民同样失去了位于东北部提姆森林的雨季主要牧场。根据卡拉莫贾农牧开发项目的迈克尔·戈德温·万苏斯的研究，这片地区在2000年被宣布划为森林保护区。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较之其它方式，特别是农作物生产，游牧是一种更能够与野生动植物和平共处的土地使用方式。
不论是非牧民还是牧民都开始了圈地。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波拉娜人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富拉尼人以及索马里兰的索马里人，非洲之角的范围内，游牧家庭正纷纷把牧场圈起来。牧群规模缩小所引起的贫困使非洲东部和西部地区数以千计的游牧家庭不得不将牧场土地划分出来从事雨养农业，或者在有水源供给的地方从事旱季农艺。而其他人由于害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用而变得一无所有，或者出于保护牧场不被用于农业或伐树烧炭等其它用途的目的，也不得不圈起大片土地。
具体有多少曾经的牧场被占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少已经被用来种植小麦、甘蔗、灌溉烟草、棉花、高粱、鲜花、以及蔬菜等作物。还有一些成为狩猎场和养牛场、国家公园、以及森林保护区。重要的不仅仅是土地流失的严重程度，关键的是这些土地的性质。大部分被割据的土地关系到湿地或沿河森林等战略性区域的安危。这些地区不仅湿度较高，而且也较为稳定。因此，特别是当旱季，周围牧场的牧草枯萎贫乏的时候，这里却可以找到营养成分更高的牧草。
这些地区有着肥美的牧草，就像是“逃生的小岛”一样，在下一个雨季来临，重新长出新鲜的牧草之前，让牲口们可以有地方吃饱肚子。失去了这些地区会对整个畜牧系统的收益及适应能力造成伤害。失去这些土地究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新的土地使用体系的预期收益是否会大于取代畜牧业所带来的收益损失，针对这些问题迄今所做的研究非常少。
冲突也是阻碍流动性、改变放牧方式、降低产出、以及加剧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乍得和苏丹两国之间长期的冲突就意味着牧民们出于安全问题的考量不得不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大团体。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么做反而更难找到高质量的牧草和水源。苏丹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同样使苏丹西北部红海州的贝贾族牧民通往主要牧场的道路被阻。牧群无法到达牧场使牧场的使用率偏低，从而导致灌木的生长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当牧民拥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牧区中时，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便会加剧，冲突就变成一个无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续性的问题。
干旱地区的各种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口的迁移。人们一直认为游牧养殖方式是一种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破坏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在这种观点的不断驱使下，非洲 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是以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体系的动态学知识。而且，牧民团体也没有参与政策的制订。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摒弃这些冥顽不化的看法。
在非洲的许多干旱地区，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游牧以及流动性对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目前，很多创新性的政策得到认同，这些政策反映了游牧在地方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新的举措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
游牧经常需要穿越国界，区域贸易亟待支持，在意识到这些需要后，一些国际机构正着手将跨境游牧迁徙正规化。这为民族国家在制定本国的政策法规时提供了参考依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率先做出表率，为促进跨境牲畜迁移提供了制度框架。跨境迁徙需要取得授权证书，此举在控制牧民离开本国国土的同时，确保了当地畜群的健康。
在过去的15年中，西非国家的政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进展。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等国政府均通过了游牧专项法规以保护游牧区，推动牲畜在本国境内的迁徙以及跨境迁徙。东非也不甘落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的《脱贫战略计划》均认为游牧是一种应该予以支持的生计模式。东非也已经创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游牧议会团体来监督政府出台的政策。埃塞俄比亚的牧民日和肯尼亚的游牧民族文化周目前都已经成为了两国政治议程上的常规项目。
萨赫勒地区的地方分权运动已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议程， 它涉及领域包括之前由政府控制的民间团体。在马里、尼日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通过地方政府改革、地方分权和区域化，将包括土 地以及提供生活用水、医疗保健、教育等核心服务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利进行转移，为游牧民族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实施中带来了希望。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还会 影响到他们在很多国家的生活。这些改革说明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和实践的正确性，同时也印证了那些确认牲畜流动性在提高生产力、保护环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科研结论。
在西非，尼日尔的沃大贝族(富拉尼人)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用英语、法语及最近兴起的西班牙语，向更多的人进行宣传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向大众解释流动性的重要作用。沃大贝族已经对他们传统的部族集会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召开了国际知名的全体代表大会。捐助者、非政府组织(NGOs)及游客都被邀请参加这一文化盛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新兴的新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创新受多家发展机构的新思维的启发。这些发展机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失败后，现在开始更多地介入到牧区的管理。以水资源开发、动物健康或者牧场管理等问题为主的项目已经被对社会问题、体制问题和治理问题的关注所代替。随着干旱和疾病爆发时各种保护重点游牧资源措施的采用，和平进程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随着从游牧信贷发放到旱灾保险等一系列的创新举措的实施，市场的重要性也最终得以认可。
为了解决非洲牧场经常出现的资源利益纷争，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建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牧场是 “公有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不同的使用者所集体拥有、管理并使用的自然资源;他们同时或轮流使用这些土地，而且使用期限通常不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区域所采用的管理条例必须认可并确保各方利益。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非洲干旱地区牧区干旱的问题，各方投入已达数百万美元。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食品，尽管这些食品挽救了牧民的性命，却没能拯救他们的生计。对许多牧区来说，旱季过后雨水的降临仍然无法让他们重新找回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的牲口在旱灾中死去，他们只能在获得食品援助的镇子中或者镇子周围呆下来。有的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谋生手段，有的则开始从事农活或者木炭制造，而有些人则比较极端的选择了犯罪。
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若干机构共同在东非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保护游牧团体的主要生计资产，他们的这一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为工作提供现金报酬(而不是用食物作为报酬)，或者利用私人交易市场对牧群的规模进行有控制的减量等方式，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牧民在2006年的旱灾中成功地保住了他们最主要的种畜群。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这些项目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牧民的生计，这不仅有助于调和救助与发展两者之间常有的矛盾局面，还增强了牧民在旱灾过后的恢复能力。
全球性挑战
与其它土地使用方式不同的是，唯独游牧方式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尽管非洲干旱地区对于气候的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还是对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预测。目前整个非洲大陆观察到的趋势是，持续的少雨、雨季起始和结束日期的变化、降雨强度的不断增大、非洲不同地区降雨的增多和减少、干旱引发的动荡不断增多等。其中，降雨强度的增大经常会导致洪水，并对农田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这些趋势有可能还会在短期或中期内持续下去。
与那些固守一地的农户相比，游牧民能够更快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七千多年来，牧民们一直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快速地应对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并且采用专门的风险分散策略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免受损失。牧民们能否成功地适应目前的气候变化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环境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牧民的流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为了能够持续的适应气候变化，游牧族群需要掌握未来变化的信息，并参与规划未来。
人们一直指责畜牧业，意指游牧养殖业的沼气释放也是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高调公布的报告，“畜牧业背后的巨大阴影”认为，以二氧化碳当量计 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有18%源自畜牧业，比交通工具排放的比率还高。然而，当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后，事实就变得很清楚，这些数据是全球家畜行业被合计在一起后的数据。如欧洲的集约化奶厂，东南亚的高密度养猪场，美国的肉牛饲养场和经营牧场，以及非洲的游牧养殖等方式全部被归在一起。在我们对不同的畜牧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就得出结论，认为非洲干旱地区的游牧养殖方式对全球暖化的弊大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以及碳封存的利，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目前，游牧方式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非洲草原的碳封存能力也为干旱地区带来了机遇。非洲发现的草原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根据岗德生态经济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康斯坦萨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草原储存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总存储量的34%，这就相当于每一万平方米草原能够提供价值7美元(人民币47.8元)的碳储存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化严重、或者是变草为耕的地区，草原储碳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总体而言，牧场和游牧方式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也意识到牲畜的放牧有助于保持野生动植物数量的平衡。而野生动植物才是大部分非洲旅游业发展的基石。在过去漫长的三、四千年里，正是游牧民的土地管理方式塑造了今 天东非大草原的地貌景观。良好的放牧方式不仅能够拓展草原，刺激植被的生长、有助于种子的传播和草原多样性，而且还能够通过生态系统增强营养物质的循环。而在那些流动性降低，放牧受限的地区，过度放牧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流动性受到保障的地区，游牧除了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以及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等优点之外，还为非洲各国政府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因为草原将可能成为碳池。一 旦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保障，他们便能够自由往来于贫瘠偏远的边境地区，这将有助于减少冲突。而当他们的放牧策略和行为受到保护后，游牧方式还能够有助于实现干旱地区数百万人口的经济独立。否则，除了增加城市贫困和社会动荡之外，他们将毫无选择。
未来政策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游牧养殖方式的许多有益之处加以重视。如果畜牧业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顿之中，那么我们将面临着失去所有这些有益之处的危险局面。因此，失去畜牧业有悖于公共利益。
文章摘自中外对话、新浪环保联合推出的电子月刊《中国草原的过去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