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鄂州一名孕妇因患禽流感后抢救无效死亡

    卫生部昨晚通报，湖北省一怀孕4个月的妇女被确诊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该孕妇发病前曾有病死家禽接触史，但当地并未发现禽流感疫情，全部密切接触者未现异常临床表现。

    患者陈某，女，22岁，孕4月，无业，居住于鄂州市鄂城区。患者于2010年5月23日发病，病情加重后入院治疗。由于患者病情危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6月3日0时35分死亡。

    当地卫生部门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患者在发病前曾有病死家禽接触史。农业部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会同湖北省兽医部门开展家禽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当地未发现家禽流感疫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病例定义和我国诊断标准，卫生部人禽流感防控专家组判定该病例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病例。

    疫情发生后，当地已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全部密切接触者实行严格的医学观察，截至目前未发现异常临床表现。

    自人流感病毒被发现以来，世界上曾发生过3次世界性流感大流行，均首发于中国。禽H5N1和H9N2病毒能直接感染人，也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首发于香港和广东省。因此，中国被认为人流感病毒新亚型毒株多发地，确切原因还不清楚。

    2005年9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郭元吉在《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上撰文如是说。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大，是候鸟主要集散地。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目前饲养着130多亿只家禽，水禽养殖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并且以散养、家养为主。所以，如果流感病毒大流行株起源确与禽流感病毒密切相关，它们多发于中国也顺理成章。

    在这种态势下，中国能否预防和控制禽流感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于本国，于全球也有重要意义。

    病毒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市丁当镇，是目前已知中国大陆感染高致病禽流感病毒H5N1的起点。2004年1月27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定发生在此的禽只死亡事件是感染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所致。

    在事发之前，周边国家已经相继有此疫情的报告：韩国是2003年12月12日，越南是2004年1月5日，日本是1月11日，接着是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环顾四周，中国大陆已经处在了禽流感的包围之中。病毒仅仅数天之后，就在这个距中越边境两百公里的小镇“登陆”了。

    但奇怪的是，丁当镇本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小镇，在事发之前也并没有人员往来于中越边境之间。那么病毒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在丁当镇疫情被确诊的当天，湖北一个林场的养鸡户和湖南省一个养鸭户也发现了禽只死亡的现象。三天后检验结果公布，果然是感染了H5N1。之后是江西、安徽、云南、广东，再后是陕西、甘肃、浙江，甚至连新疆和西藏也未能幸免。仅仅一月内，中国16个省份相继确诊了49处疫情。

    疫情来势迅猛，西至新疆东至上海，北达吉林南到云南，疫情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此起彼伏，且毫无规律。追查疫源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却总是没有结果。

    丁当镇找到了最先感染病症的养鸭户，接着从养鸭户查到了种鸭场，却发现种鸭场完好无损，并且售往它处的种鸭也无恙。

    种种疑点无从解释，焦点开始聚集在自由翱翔的飞鸟。

    根据生物学家的统计，全世界共有9000多种鸟，而中国现有1200种左右，其中候鸟有540多种。这些鸟类分布广泛，几乎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地区。而根据疫情跨度大，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些于春秋两季往来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候鸟则成为疫情传播的重点怀疑对象。

    但并非所有的禽流感病毒都是致病的。在禽流感病毒的15种H亚型和9种N亚型当中，只有H5和H7亚型与禽类的高致病性有关。而这两种病毒类型恰恰是在野鸟体内分离比例最低的。

    2004年4月，中科院动物学所李锋、丁长青、雷富民等专家联名发表了一篇野鸟与禽流感关系的论文，表示从野鸟身体当中分离出来的禽流感病毒基本上都是低致病性的，不会马上在家禽当中传播并引起死亡，还没有发现野生鸟类爆发禽流感的实例，更没有人类经过野生鸟类感染禽流感的记录。

    果真如此，那么席卷东亚、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十多个省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呢?

    变异的危险

    尽管在当时还没野鸟爆发禽流感的实例，但李锋等人还是在文章中肯定了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野生鸟类，特别是鸭、鹅等水禽传染给家禽。而传染的途径则可能是野鸭和家鸭类的接触，家鸭与家鸡接触，或者由于禽流感能在粪便当中存活较长时间，通过田间散步的人或狗，甚至是老鼠等其它动物接触受污染的野鸭或野鹅的粪便，将病毒带入农舍。这会使得低致病性病毒有可能变异为高致病性病毒。

    难道真的是野鸟体内的病毒传染给家禽，进而发生了变异造成此次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流行?

    更为严峻的是，禽流感病毒已经不再限于家禽之间的传播，而是出现了人类感染的现象。在越南，仅2003年12月28日至2004年2月27日之间，已经报告的人禽流感疑似病例就有297例，其中确诊病例22例。

    也正是在此时，中国卫生部派出了一个由医政司牵头的医疗救治考察组赶赴河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徐小元教授当时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这次救治考察。

    他向记者回忆说，越南出现人被传染的情况，而中国当时已经爆发禽流感，越南和中国为近邻，为了防患于未然，卫生部决定先派一支专家组到越南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专家组发现所有确诊人员都是H5N1亚型流感病毒感染，并且都有与禽类的密切接触史。尽管并没有出现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现象，但徐小元依旧担心病毒会发生变异，根据禽流感病毒的特点，先是在禽之间传播，进而由禽传播到人。病毒一旦适应了人体的环境，难免出现人与人之间感染的情况。

    飞翔的“罪证”

    经过不安的二月，中国大陆各地的禽流感疫情日渐平息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病禽总数15万只，死亡13万只，扑杀905万只。而更令人懊恼的是，这些病毒到底从何而来，依旧不清楚。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5月4日，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鸟岛管理站管理人员在巡视鸟岛时突然发现一只斑头雁出现了异常状况。这只斑头雁随后死亡。5月18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死鸟体内分离出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而在这期间，青海湖附近大约有1000多只包括鸬鹚、棕头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死亡。

    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不仅仅在于，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如此大面积的候鸟群爆发禽流感在世界范围内还属首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带有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候鸟有可能会在迁徙过程中将病毒散播出去，这才是人们关心的重点所在。

     青海湖作为全球候鸟迁徙中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仅斑头雁、棕头鸥、鸬鹚的总体数量就达40余万只以上，地位非常突出。如果候鸟会散播禽流感病毒的情况被确证，这可能意味着危及全球的危机。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研究员卢汰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目前由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已经奔赴全国各地对候鸟展开调查，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云南以及一些候鸟栖息的水域都在调查范围之内。

    候鸟们的下一站?

    疑点在一点一点地向着候鸟传播病毒的方向倾斜，在青海湖发现病死候鸟不久，蒙古、哈萨克斯坦相继爆发疫情。8月禽流感进入俄罗斯，10月中旬又重新在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就在人们担心禽流感会威胁北京、河北等临近省市之时，它却在数日之后突然现身在中国中部的安徽和湖南两省。在确定为H5N1病毒之后，新华社的消息称，爆发在湖南湘潭县的高致病禽流感疫情，“初步怀疑为水禽带毒所致。”

    10月正是候鸟由北向南迁徙，寻找越冬地的时节。春天禽流感由南向北发展，而到了秋天它却正由北向南发展。而这一切正与候鸟们的迁徙路线吻合，一条清晰可辨的感染链条似乎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

    但国际鸟盟的报告却对此保有了相当审慎的态度。证据之一在于2004年2月禽流感在亚洲爆发时，并非候鸟的迁徙时间，它们那时应该还停留在东南亚的越冬地。

    感到禽流感传播路线与候鸟迁徙路线并不完全吻合的，还有中国鸟类环志中心副研究员陆军。他表示5月初，由东南亚和印度前往青海湖的候鸟早已迁徙完毕，如果是在出发地感染病毒，就很难潜伏如此长的时间才爆发。“病毒到底在哪一个环节感染还有待查证。”

    2005年10月31日，国家林业局的官员也对外称，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候鸟感染禽流感的报告，而国家林业局也在候鸟迁徙的主要途径当中启动了118个监测点，随时防范候鸟出现异常情况。

    而正在湖北、湖南等地进行实地监测的中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楚国忠也用一句话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一切都正常。”

    他表示，目前中国对候鸟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连各种鸟类的迁徙路线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资料，因此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任何有关病毒传播途径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